台灣新政治、三中一青現象與兩岸關係之研究[2016新政治與兩岸關係新展望 研討會文稿]

晏揚清(義守大學財金系&通識中心副教授)

江和華(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摘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三中政策」(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眾)成為大陸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在「太陽花學運」後,台灣青年的「反中」浪潮撼動大陸的對台政策與思維。2014年6月,大陸國台辦前副主任孫亞夫對「太陽花學運」後的兩岸關係表示,大陸將堅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並繼續推行有效的兩岸交流措施。其後,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要以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這一論述顯示,中共「十三五規劃」將兩岸經濟合作重點放在「三中一青」。可預見到未來,大陸將更努力瞭解台灣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眾和台灣青年的思想與感情。為此,「三中一青」的中小企業、台灣中南部、中低階層及青年族群,近來乃被中共列為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

 

關鍵詞台灣中小企業問題、台灣中南部現象、台灣中低階層、台灣青年問題

 

、前言

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大陸對台政策更趨細膩與靈活,而「三中政策」(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眾)更被列為核心重點。然而,在「太陽花學運」後,台灣青年的「反中」浪潮撼動大陸的對台政策與思維。2014年4月,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博鰲論壇」表示,台灣學運的啟示是「需要瞭解台灣的所有情況尤其是基層民眾的想法」,且兩岸和平發展紅利可能存在受益不均,台灣的中小企業和基層民眾並未受惠。2014年6月,大陸國台辦前副主任孫亞夫對「太陽花學運」後的兩岸關係表示,大陸將堅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並繼續推行有效的兩岸交流措施。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要以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這一論述顯示,中共「十三五規劃」將兩岸經濟合作重點放在「三中一青」,而鼓勵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為台灣中小企業提供優惠政策環境,將是未來五年的對台工作重點。可預見到未來,大陸將更努力瞭解台灣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眾和台灣青年的思想與感情[1]。為此,「三中一青」的中小企業、台灣中南部、中低階層及青年族群,近來乃被中共列為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2]

而在另外一方面,在以選舉為政權取得的判準的台灣,「三中一青」也是各政黨必爭取的對象。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曾指出,台灣人心思變、民心望治。以台中市來說,許多偏遠地區如梧棲、大甲等地,10多年來都沒變化。宋楚瑜強調,「三中」問題以及青年人沒前途的「一青」情況,都是台灣面臨的問題也是民心思變的主因。[3]

許多觀察指出,沒有辦法解決「三中一青」問題,沒有提出有效辦法打動「三中一青」,被認為是國民黨在2014年「九合一」地方選舉及2016大選潰敗,而民進黨坐收選舉漁利的主因。可以說,從國民黨的敗選,及由此引發出來的兩岸關係的變局,「三中一青」是一個當前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因此,本文謹針對「三中一青」現象作一簡單的觀察與分析,希望能夠拋磚引玉,以引致更深入的研究,祈為兩岸和平發展貢獻心力。

 

貳、台灣中小企業問題觀察

過去,各國或地區對中小企業的定義均不相同,例如德國規定,員工250人以下為中小企業,而在比利時則規定100名員工以下。目前,歐盟規定50人以下且營業額小於1000萬歐元為小型企業,而250人以下且營業額小於5000

萬歐元為中型企業。[4]但依台灣官方之認定標準,中小企業係指:(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資本額在新臺幣8000萬元以下者;(二)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者。另外,亦得以經常僱用員工數為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者;(二)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者。[5]就台灣之經濟結構而言,中小企業往往被視為是經濟主體,因其分布層面甚廣而相關從業人員也多。

過去,中小企業由於規模比較小、經營靈活因之容易調適外環境變遷,其成功恰恰造成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中小企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近年來,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面臨了諸多困境,如資金緊絀、新台幣升值、原物料價格波動、基層勞工不足等,凡此種種均使經營環境變得更兇險。[6]試分述如下:(一)經營資金緊絀:中小企業由於規模相對的小,因此融資不易。另外中小企業往往在成立之初為節省人力、降低成本,其帳務多委託代客記帳業者處理,而記帳業者良莠不齊,致使金融機構常無法得知中小企業的財務實況;再加上我國金融環境未臻健全,銀行多要求一定程度之抵押品,否則不願將資金借貸給風險較高的中小企業,致使中小企業必須去尋求其他成本較高的資金管道。這些金融的問題都限縮了中小企業的日常營運甚或產業規模之擴大,且在區域經濟整合之風潮下,更面臨內外環境之經營壓力;(二)新台幣升值:由於台灣中小企業大多以出口為主,因此匯率升值將壓縮企業之獲利空間,甚至扼殺企業之成長潛力,例如日本之「失落的十年」即因日圓升值而起,而台灣之情形也有部分類似;(三)原物料價格波動:中小企業之營運基礎為原物料,但台灣是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島嶼,往往是國際原物料市場之「價格追隨者」而非「價格領導者」。因此,原物料價格波動就帶來中小企業營運之困難;(四)基層勞工不足(人才與勞力不足):由於規模的限制,中小企業在招募人才時無法提出與大企業相當的條件,而且中小企業之組成核心多為血親及姻親關係,在中國人血濃於水的傳統觀念上,外來人才在組織中不易獲得信任與進入組織核心,在無法提供發展遠景的情況之下,自然無法留住優秀的人才;再者,基層勞力不足也是多年來台灣中小企業經營之最主要難題之一,因缺工帶來營運之停頓或產業規模無法擴大,更讓中小企業之經營雪上加霜,也大大的限縮其獲利空間。

中小企業為了生存大概只能有兩條路:一是選擇離鄉背井出走、離開台灣,尋找最適合的環境,大陸民情文化、語言風俗跟台灣幾乎沒有距離,因此乃成為最佳選擇,此所以民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眾多中小企業前進大陸之因;另一選擇則是根留台灣,因為規模的關係,為了生存,降低成本(cost down)乃成為主要考慮,減少人事費用則是手段之一,此所以近二十年台灣地區的薪資成長有限之故。

 

参、台灣之中南部現象

傳統上,由於台灣南北部在發展上之不平衡,造成國民所得、就業機會、社會福利或生活便利上的差距,進而造成相對剝削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且影響居民之生存與發展機會。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變遷,中南部高汙染、高耗能,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大陸與東南亞,即使高科技電子資訊業,也因代工體系毛利滑落而被迫外移,致使台灣整體就業機會減少,所得(GNP)呈現停滯局面。其次,造成台灣「中南部現象」之另一主因,即是中南部相對於北部而言大都屬於農林漁牧區或勞力密集產業區,因此造成所得相對偏低與都市發展不足,而影響人民之幸福感或就業機會。因此在南北區域失衡上,政府應針對中南部的產業政策在既有基礎下,帶入新投資、新產業,注入新血及創造就業機會,使中南部就業機會增加,自然可拉近南北差距。[7]另外,在中南部地方產業的發展上,目前由經濟部工業局規劃研擬協助地方政府與經濟部之「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相互合作,來活絡中南部地方產業發展,以創造地方商機。另在調整產業體質方面,政府已開出「三業四化」處方箋,包括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8]這些政策雖立意良善,但都有待進一步的落實與具體化。

此外,近年來在兩岸關係和緩聲中,大陸政府在中南部多所著力,不過,誠如吳新興教授指出,中南部選民基於經濟自利動機而接受大陸「優惠讓利」的訂單,但並未改變支持綠營的投票行為模式,如果中國大陸持續「三中一青」政策,未來是否會改變「三中一青」選民的政治立場,則2016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可供做實驗,讓人觀察「三中政策」與台灣總統大選結果的相關性。[9]早期,隨著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等繁榮農村政策,國民黨曾一度受到農民之歡迎與擁戴。但其後,隨著台灣工業化發展與都市城鎮化差距之拉大,逐漸造成農村之相對凋敝與沒落,兼之民進黨之社運與農村工作有成,遂使南部地區成為民進黨之票倉。

 

肆、台灣之中低階層問題

有關階層的相關辭彙還有等級、社會等級、等級社會等等,即是對具有相同或相似經濟水準和社會身份的群體之總稱。在歷史或政治中,引用階級(class)意指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與權利、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群體。然而,決定社會階層的因素可分為三類:經濟變數、社會互動變數和政治變數。經濟變數包括職業、收入和財富;社會互動變數包括個人聲望、社會聯繫和社會化;政治變數則包括權力、階層意識和流動性。社會階層是在一個社會中,具有相對同質性和持久性的群體,他們是按等級排列的,每一階層的成員具有類似的價值觀、興趣、愛好和行為方式。[10]其實,社會階層和文明是同時出現的,且幾乎存在於所有社

會,從羅馬帝國之前開始,即穿越中世紀直到現代社會。在現實中,職業和工作的種類有限,從事相同或類似職業的人們也會發展出相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造成社會階層。如果沒有社會階層概念是不可能理解人類的行為,因階層地位幾乎對所有事物都帶來影響,如我們穿甚麼衣服、我們觀賞甚麼電視節目、我們家中粉刷牆壁是甚麼顏色等等。[11]

在階層劃分上,中等收入階層,並非是收入的單一指標可準確定義的概念,而是包括收入水準、生活質量、職業、社會結構特徵的綜合指標,[12]但根據台灣主計處將家庭所得分成五等分,其中最低及次低所得的五分之二家庭是處於收支勉強平衡或入不敷出的窘境。[13]就台灣而言,造成所得不均的因素,包含日漸增加「非典型就業」的受雇人員,這些人的報酬占GDP比例偏低,以及22K(兩萬兩千元)的薪資水準,導致社會新鮮人普遍起薪偏低等等。由於所得分配不均讓社會結構不再流動,使中低階層出身者將很難翻身,終將導致不公義的社會。[14]另外,與社會中低收入階層利益相關的是房價。近年來,台灣由於游資氾濫而無適當投資管道,進而造成房價炒作並使房價飆升,遂造成中低收入階層的「望屋興嘆」。基本上,中低收入戶之輔導部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葉雲龍指出,政府將透過融資工具,如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來輔導婦女、微型企業等中低收入對象之創業。[15]

總體而言,台灣中低階層之成因也應受到全球化現象之影響。一方面,全球化造成各國或地區貧富差距的逐漸尖銳;另方面,有能力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取財富與資源者,總是佔著人口比例之少部分,加之台灣之產業外移,就業機會減少,遂使中低收入民眾越來越多。

 

伍、台灣之青年問題

2014年4月,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指出,大陸已意識到過去的「三中政策」並未實質嘉惠到台灣基層民眾,致使中共將「服貿協議」視為對台的經濟讓利,卻反而在台灣遭致許多民眾質疑。其次,台灣以學生為主體的太陽花運動獲得數十萬民眾走上街頭與支持,這不僅讓台灣青年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也使大陸重新定位與評價台灣青年在兩岸關係的政策影響。[16]吳新興教授表示,2014年4月,「太陽花學運」凸顯台灣自2008年迄今,兩岸關係和解僅是表象,因台灣部分青年以及社會大眾在某種程度上,仍對大陸存在疑慮。[17]基本上,歲月的流逝、通訊科技的創新以及全球化等因素,都制約兩岸關係發展,台灣的年輕世代已遠離民國初年、抗戰、國共內戰及政府播遷來台的歷史,這代青年人已缺乏「國共內戰」之歷史認知與感情紐帶。因此,很難希望新世代青年擁有像老一輩的歷史觀和感情。另外,金融海嘯後,企業用人緊縮,缺乏經驗的年輕人謀職困難,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已是一般失業率的2倍以上,在求職不易加上低薪水,故容易對經濟悲觀或對政府向心力不足。[18]

為活絡經濟並鼓勵青年人創業,台灣經濟部將與青輔會合作推動「三中一青希望工程」以協助青年創業。讓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偏鄉等地,都能順利發展。經濟部指出,「三中一青希望工程」將協助「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協助資金提撥或周轉,幫助「中低收入」及婦女提供微型創業融資,輔導「中南部」地方產業發展、活絡特色企業,並提供年輕人良好的創業環境。經濟部也表示,年輕人有許多創意,政府將與青輔會合作解決輔導籌資、研發過程的協助,透過網路行銷來增加偏鄉合作機會,提供軟體服務來促進縣市產業,將有助於提升創業成功的機會。[19]另外,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董立文教授指出,2015年1月在台北舉行的兩岸企業家峰會簽訂30幾項協議,其中多數是針對台灣的中小企業,而大陸提供青年創業基金則是鎖定台灣的年輕族群。[20]

在兩岸關係發展上,據研究指出,台灣過去數百年間,一直與大陸維持密切關係,直至「馬關條約」割讓日本才使台灣與大陸間的「臍帶」關係被割斷。過去在兩岸交流過程中,青年總是扮演「先鋒隊」角色,甚至在民國早期有許多台灣青年到大陸發展,其中卓然有成者如連震東、謝東閔者,後來都成為台灣之領導階層。如今,大陸青年對大陸崛起,應有更多之認識與感同身受,這應是未來兩岸關係之努力方向。

 

 陸、台灣三中一青問題之解決

台灣學者王健全指出,「三中一青」困境是馬總統與國民黨近兩年來選舉陷入苦戰進而失敗的重要原因。雖然,馬政府有不少針對「三中一青」問題的紓解方案,但卻散落在各部會且資源有限,對照選舉結果,顯然馬政府的解方是失敗的。因此對國民黨來講,應該思考如何在「三中一青」架構下,整合資源、統籌規劃,並藉由宣傳部門透過各種媒體宣傳,才能收到聚焦及為弱勢族群發聲的目的。

新當選的蔡英文及民進黨,在過去幾年不斷的透過各種媒體主打「三中一青」議題,而且把這個問題歸罪於國民黨的一面倒向大陸所致,更因此而成功地塑造了「三中一青」群體的倒向民進黨,當然在勝選後,它也必須面對這個由他一手創造的議題的解決之道。為了之前的認知,新上任的蔡英文及民進黨政府,乃無選擇地必須切割國民黨的「傾中」政策,「新南向」政策因成為其解決「三中一青」問題的藥方。

在大陸方面,對此早已觀察到,從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於2014年6月訪台時的行程可以看出,其安排可說徹底呼應「三中一青」政策,同時也意味大陸對台政策的調整與轉變。這顯示中共對台政策已從政治「上層結構」走入台灣基層社會。所以,分配合理性與公平性等問題被凸顯。未來,中共交往接觸與回應的對象,將不再侷限於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政黨,而可能是來自台灣基層的各階層民眾。[21]有關台灣「三中一青」問題之解決,本文擬從結構面、制度面與認知面等三個層面進行分析。

認知面

本質上,任何問題之解決首須對問題有其認知與意識性,亦即若先有認知層面之警惕與決心,則可說已對問題解決了一半。基本上,中共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主席俞正聲指出: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宣導「兩岸一家親」理念,…..為團結台灣基層民眾、青少年多作工作。[22]其實俞正聲這番話,不但在持續兩岸關係之和平發展主軸有其重要性,也是對「三中一青」問題之解決良策。

其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於2015年3月13日接見國民黨青工總會大陸參訪團時表示,「為台灣青年人施展才華、實現抱負提供更多舞台和機會,為他們來大陸就業創業營造寬鬆的環境」,表現出大陸對台灣青年利益的訴求的重視與回應。

另外,俞正聲主席也強調,要加強與台灣民代和基層民眾交流。因此,只有重視民意,兩岸才有「行穩致遠」的堅固基礎。[23]

結構面

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指出,黨將檢討「分配正義」而「三中一青」問題,國民黨有重視。曾任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立委也認為,「三中一青」很大問題在於薪資偏低。因此,國民黨將提案修「公司法」幫助企業員工加薪,並協助解決青年創業融資問題。[24]未來,要先讓「派遣勞動法」草案完善並實施,再來是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25]基本上,「三中一青」是台灣社會與內部之結構問題,這些問題終須以稅法及社會救濟等手段來處理社會均衡與轉型。因此,「三中一青」問題終須以「社福政策」或「社會救濟」來過渡及解決。[26]

在兩岸關係發展上,既要認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要認知台灣人民當家作主心態的掌握,使「三中一青」問題在兩岸關係的結構上,逐漸得到解決。

三、制度面

趙建民教授指出,要幫助「三中一青」需要制度化,像兩岸簽署「服貿」與「貨貿」就是其中一環。[27]另外,鄭振清教授也表示,大陸對台政策重視「三中一青」並直接與這些族群溝通與對話,讓這些族群可分享兩岸交流成果,例如2015年1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平潭與農漁民座談就體現這做法。未來,大陸除直接與農漁民對話外,兩岸間一年一度的「中小企業論壇」可鼓勵兩岸中小企業深入交流合作,而不只是「自由貿易」。[28]

在台灣的內部制度上,例如在中低收入及年輕族群問題的解決,應加強工作機會之宣傳或媒合。同時,政府可在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向企業募捐或編列預算發放食物券、食品代金,使其感受社會溫暖。此外,小額貸款(新台幣2萬~3萬元)開辦有其必要,這可協助中低收入者,而小額貸款預算的籌措可由政府、業界、宗教界共同籌措。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制度面,例如開放陸客來台「自由行」應擴大人數上限與來台的大陸城市數目,以便觀光利益擴散至運輸、民宿、餐飲、計程車等,以帶動各行各業發展與就業機會及所得增加。[29]

 

柒、結論

如果兩岸關係改善的和平紅利僅能由少數菁英分子擁有,無法擴及廣大民眾日常生活,這樣的兩岸關係基礎並不牢固。[30]例如兩岸的經貿關係,迄今主要以企業相關經理人及買辦人員為主體,而與一般民眾存在距離。因此,形成兩岸關係是少數人的兩岸關係之刻板印象,而與一般人民無關。這種疏離情緒易被導引成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疑慮,甚至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否定。未來,兩岸關係必須朝全民關係的方向發展,讓民眾對兩岸關係有感,讓民眾認識到自己是屬於兩岸關係的一部分。不過,兩岸關係的全民化發展,更意謂兩岸關係為民謀利,為民所享,傾聽民眾心聲,讓底層民眾意見能被納入決策過程。[31]

基本上,中共早已將「三中一青」做為對台政策的「重中之重」,而國民黨、民進黨也早已加入戰局,成為三黨競爭的重要戰場。[32]未來可能隨著「民共交流」升溫,兩岸關係發展與互動將形成更多元的「三方賽局」,即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之間,將可能產生更多競爭與合作,而這賽局的目標即台灣民心的爭取與營造。[33]

現代是一個「政策行銷」的時代。任何良法美意如果不能有好的行銷讓人民周知,往往不能達到效果,甚至形成政策推動上的障礙,例如兩岸「服貿」協議原是兩岸間的雙贏協議,這協議原本是可以幫助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之世界潮流,然而最終卻引起「太陽花學運」,以致可能胎死腹中,這未嘗不是政策行銷失敗之案例。因此本文雖從認知面、結構面與制度面來探討「三中一青」問題之解決,但兩岸「通氣」應是重要之藥引與活化劑。這應讓兩岸間的訊息傳播更加流暢,而更深入一般人民之生活。因此,兩岸互設辦事處或兩岸互派記者,或大陸媒體來台經營,應對兩岸和平發展與「三中一青」之解決有所幫助。

 

 

 

[1]李英明、高順德,「大陸對台三中一青政策之觀察評析」,國政評論,2014年7月14日,網路版。

[2]高孔廉,「傾聽三中一青」,newtalk,2015年2月11日,電子版。

[3]宋楚瑜,「台灣進行第2場寧靜革命」,中時電子報, 2014年11月24日,電子版。

[4] 「中小型企業」,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B0%8F%E5%9E%8B%E4%BC%81%E6%A5%AD#.E8.87.BA.E7.81.A3.E7.9A.84.E5.AE.9A.E7.BE.A9,瀏覽於2015年2月22日,電子版。

[5]同前註。

[6]王健全,「多多照顧三中一青」,經濟日報,2011年12月16日,電子版。

[7]王健全,「多多照顧三中一青」,經濟日報,2011年12月16日,電子版。

[8] 「三中一青希望工程,經部拚經濟」,聯合報,2012年8月15日,電子版。

[9]吳新興,「深化三中一青,北京還須做規劃」,中央日報,2014年11月9日,電子版。

[10]列寧,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1996年),頁11。

[11] 「美國社會階層」,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E7%A4%BE%E6%9C%83%E9%9A%8E%E5%B1%A4,瀏覽於2015年2月22日,電子版。

[12] 「中等收入階層」,MBA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D%E7%AD%89%E6%94%B6%E5%85%A5%E9%98%B6%E5%B1%82#,瀏覽於2015年2月22日,電子版。

[13]王健全,「多多照顧三中一青」,經濟日報,2011年12月16日,電子版。

[14] 「所得不均分配正義開講」,中時電子報, 2014年10月20日,電子版。

[15] 「三中一青希望工程,經部拚經濟」,聯合報,2012年8月15日,電子版。

[16]李英明、高順德,「大陸對台三中一青政策之觀察評析」,國政評論,2014年7月14日,網路版。

[17]吳新興,「深化三中一青,北京還須做規劃」,中央日報,2014年11月9日,電子版。

[18]王健全「多多照顧三中一青」,經濟日報,2011年12月16日,電子版。

[19] 「三中一青希望工程」,ETtoday財經新聞,2012年8月14 日,電子版。

[20] 「兩岸3黨爭民心,鎖定三中一青」,中時電子報, 2015年1月21日,電子版。

[21]李英明、高順德,「大陸對台三中一青政策之觀察評析」,國政評論,2014年7月14日,網路版。

[22] 「要為台青多作工作」,旺報,2015年3月4日,版A2。

[23] 「爭取民心兩岸行穩致遠關鍵」,中時電子報, 2014年3月24日,電子版。

[24] 「兩岸3黨爭民心,鎖定三中一青」,中時電子報, 2015年1月21日,電子版。

[25] 「所得不均分配正義開講」,中時電子報, 2014年10月20日,電子版。

[26] 「三中一青是一劍兩刃」,聯合報,2015年1月17日,電子版。

[27] 「兩岸3黨爭民心,鎖定三中一青」,中時電子報, 2015年1月21日,電子版。

[28]同前註。

[29]王健全,「多多照顧三中一青」,經濟日報,2011年12月16日,電子版。

[30] 「爭取民心兩岸行穩致遠關鍵」,中時電子報, 2014年3月24日,電子版。

[31] 「大陸三中一青不可流於形式」,台灣新生報, 2014年7月2日,電子版。

[32] 「兩岸3黨爭民心,鎖定三中一青」,中時電子報, 2015年1月21日,電子版。

[33]李英明、高順德,「大陸對台三中一青政策之觀察評析」,國政評論,2014年7月14日,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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