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際專論】張世賢:城市治理宏規研究20210614

【科際專論】城市治理宏規研究

張世賢   (台北大學退休教授)

 摘要

    城市治理宏規的研究要有系統的理論基礎,對於城市治理宏規加以描述、解釋、辯解、預測與指引,才有助於認識城市治理的發展趨勢。在複雜性社會裡,城市治理宏規的理論已進展到「複雜性理論」。

城市本身就是一個複雜性系統。本論文從複雜性理論探討城市發展,再從城市發展的實務,建構城市治理宏規。其重要觀念為:1.城市具有系統性,2.城市治理宏規是具有城市規劃的指導性質,3.城市治理宏規要利用城市內部自我組織的運作,4.城市治理宏規的內涵必須確實掌握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

 關鍵詞:城市治理宏規、城市發展、複雜性理論、系統性、突現、自我組織、奇異吸引子、誠摯對話、複雜性倫理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城市治理宏規,到底可否由上而下 「規劃」?還是由下而上自然「互動」形成?(Lai and Han, 2014:79-80) 有哪些理論可以把上述問題說明清楚?如果是由下而上自然「互動」形成,則其形成內容是什麼?有哪些重要的概念或因素,可以說明清楚,並作為解釋、預測、詮釋、操作的基礎(張世賢,2015)。這就是本文探討城市治理宏規的背景。

二、研究目的

城市及其賴以形成的城市發展過程,目前被廣泛地認為是「複雜性系統」 (complex systems) (賴世剛,2006:IX)。本文認為探討城市治理宏規的「複雜性理論」有其必要,須詳細說明其內容與解析(張世賢,2015),由此建構城市治理宏規。也即城市及其發展是「複雜性系統」,需要由「複雜性理論」解析,並由此建構「城市治理宏規」

三、名詞界定

(一) 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 (urban governance)指營造城市為健康宜居,具有競爭力之生活環境。

(二) 城市治理宏規

城市治理宏規(grand planning for urban governance)指規劃城市為健康宜居,具有競爭力之生活環境之宏觀規範。

(三) 城市發展

城市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城市發展 (urban development) 指城市循著時空的變化,所呈現的趨勢及狀況。

(四) 理論

本文界定理論(theory),接受袁頌西 (2003) 的觀點。理論係指 「一組有關聯的經驗陳述」 (袁頌西,2003:90),詳細說就是「凡是一套陳述或某些類似定律的通則,其相互間具有系統上的關聯性及經驗上的可證性,便是一個理論。」(易君博,1975:3) 至於關聯,是指概念之間的關聯。理論必須由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所組成經驗上可以印證的陳述(張世賢,2015)。理論具有描述 (description) 、解釋與預測的功能 (袁頌西,2003:80;易君博,1975:7) 以及辯解 (justification) 及指引 (prescription) ,並且「可操作」的作用 (Hopkins, 2001:12)。依此,才能建構可操作的城市治理宏規 (張世賢,2015)。

(五) 複雜性

複雜性(complexity),指非線性、多樣性、快速變遷、不確定性、難以預測、全球化,交錯互動牽連糾葛在一起 (Haynes, 2015:24-50)。

貳、城市治理複雜性理論

     城市治理,包括其規劃與發展的「複雜性理論」(complexity theory),在中文文獻,最早提出來的是臺北大學賴世剛教授,他在2006年出版《都市、複雜與規劃:理解並改善都市發展》,對本論文提供基本的認識。他在本書中對於城市治理的複雜性理論有完整介紹(張世賢,2015)。「複雜性科學」(science of complexity)起源於聖塔菲學院 (Santa Fe Institute) ;該學院座落於美國新墨西哥州首府聖塔菲 (Santa Fe),於1960年代發展「複雜性科學」。許多研究者認為以前的研究方法,對於其所研究的現象,認為太過於簡略,是不適當的,所以不斷的提高其研究內容的複雜性 (Batty and Torrensk,2001)。複雜性科學研究者對過去的研究方法並不贊同,認為系統中的元素並非皆為簡單性,且不是每個系統都以均衡的狀態呈現 (賴世剛,2006:31)。

複雜性科學強調「作用者」(agents或譯為主體、作用體) 的重要性,希望透過由觀察作用者的特性,其間的互動,以及作用者與環境的互動,來探究系統「突現」(emerge)出的現象與特性,這種局部-總體 (local-global) 互動所呈現的秩序,往往是過去一般傳統研究方法所無法發現的 (賴世剛,2006:31)。賴世剛教授 (2006:31) 認為複雜性科學具備兩個主要的特質,第一是系統裡的作用者是多樣性;第二是系統內部的作用者互動,會造成整體系統的改變或是會有新的狀態突現 (emerge) (張世賢,2015)。

賴世剛教授 (2006:158) 又認為:無疑地,城市既然是一個複雜性系統,許多自然界與社會科學中的複雜性系統,都具有「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特質。該理論認為系統在某些情況下會從混亂中自發地呈現某些秩序。而秩序的起源並非源於某些物理學或經濟學的定理原則,而是由系統中組成分子互動所產生的(張世賢,2015)。

由於城市是一個複雜性系統,賴世剛教授應用複雜性理論於城市發展的規劃,並強調資訊蒐集的重要性,一方面才能夠瞭解城市發展的情況,另一方面,也才能夠掌握城市發展的趨勢,進行規劃;規劃要有宏觀規範,也即城市治理宏規的指引。賴世剛教授的觀點受到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霍普金斯 (Lewis D. Hopkins) 的影響很深(張世賢,2015)。霍普金斯 (Hopkins, 1981;2001) 將規劃定義為「資訊的收集以降低不確定性的一種活動」,所以「資訊收集以降低不確定」是規劃行為理論中很重要的概念。因為規劃往往不可避免地發生在複雜而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裡。不確定的原因在於環境的複雜性而導致資訊的不完全。所以在複雜的環境裡,決策者所收集的資訊,往往視其所處的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 (賴世剛,2006:61-62)。

賴世剛教授 (2006:128) 利用複雜性理論說明為什麼一個國家之內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城市都會區,而不會各個廠商都蜂擁到最大的、最有利的城市都會區?因為區位選擇的「不可逆性」 (irreversibility) 所造成的交易成本過高所致。「不可逆性」是指,一旦廠商決定了產生或居住的區位,並採取了行動,則必須花費很高的成本,才能改變原有的決定(張世賢,2015)。廠商一旦遷往城市A,如想要再遷往城市B,所花費的成本必然很高,除非遷往城市B所帶來的利益遠大於搬遷的不可逆成本。由於區位選擇的不可逆性,使得廠商的搬遷很困難,因而在國家內部,會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城市 (賴世剛,2006:128)。

賴世剛教授 (2005:11) 主張:都市發展與生態系統及經濟系統不同,因為都市發展具備四個I的特性,即相關性 (Interdependence) 、不可分割性 (Indivisibility) 、不可逆性 (Irreversibility) 及不完全預見 (Imperfect Foresight)。相關性指的是城市發展中開發決策是相互影響的;不可分割性指的是開發量的大小不可能是任意的;不可逆性指的是一旦開發完成後,要回復原貌,需要龐大成本;而不完全預見指的是未來是無法完全預知的。這四個條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不同,因此均衡理論並不適用描述都是發展過程(張世賢,2015)。

賴世剛教授 (2005:11) 也利用城市發展的四個I特性,引申應用於城市規劃。認為由於城市發展具有複雜性,城市規劃便有其必要。規劃必須基於城市發展的複雜性。他並引用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霍普金斯,以划獨木舟作為譬喻,說明規劃便如同在湍急的河川中划獨木舟。並引用這個譬喻說明規劃必須持續進行,必須預測,必須適時採取行動,且必須考慮相關的行動(張世賢,2015)。城市發展的「相關性」是指城市發展中開發決策是相互影響的;「不可分割性」是指開發量的大小不可能是任意的;「不可逆性」是指一旦開發完成後,要回復原貌,需要龐大成本,變成不可能;而「不完全預見」是指未來是無法完全預知的 (賴世剛,2005:11-12)。這些觀點是探討城市治理宏規的基本觀念(張世賢,2015)。

賴世剛教授於2014年又出版《都市複雜性與規劃:理論與電腦模擬》 (Urban Complexity and Planning:Theorie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s) ,其中有關複雜性理論,他從「垃圾桶決策模式」 (Cohen, et.al, 1972) 引申出來。相關因素包括決策者 (decision-makers)、問題解決 (solutions)、問題 (problems)、決策情勢 (decision situations)與場地 (locations)。他所建立的模式,稱為

「空間垃圾桶決策模式」(spatial garbage-can model, SGCM),將相關的因素

改變為「作用者」 (agents)。作用體在複雜系統中的特性為:1、活動性 (activity);2、自主性 (autonomy);3、互動性 (interaction);4、社會性 (sociality);5、回應性 (responsiveness);6、延續性 (durative);7、適應性 (adaptability);8、流動性 (mobility) (Lai and Han, 2014:62)。他用來探討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裡頭有眾多且多樣的「作用者」相互激盪而形成城市發展,對於城市治理宏規提出動態的思維,而不是靜態、穩定、固定的觀點(張世賢,2015)。

城市治理與發展的複雜性理論本身的內容也相當複雜,相互牽連在一起,至少包括:系統性 (systemness) (Lai and Han, 2014:81)、非線性系統動態性 (non-linear system dynamics) (Lai and Han, 2014:189)、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牽引力 (traction) (Lai and Han, 2014:79)、突現 (emergence) (Lai and Han, 2014:188-189)等等(張世賢,2015)。茲將城市治理的系統性、系統動態性、自我組織、突現性,然後引導出城市治理宏規要掌握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

叁、城市治理的系統性

一、系統的內涵

探討城市治理是以城市發展實際狀況為依據。城市發展本身是一個複雜性系統。系統內部的作用者關係是相當複雜,由於互動的運作,幾位作用者經常相互互動而自成為一個網絡 (network),再與其他網絡連結而形成系統 (system) (張世賢,2015)。系統內的成員,相互連結在一起,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質,能夠自我感覺(self-conscious),有目地的 (purposeful),以及相互倚賴的 (interdependent)  (Morçöl, 2012: 10)。系統本身是穩定的(stable)並且是動態的 (dynamic)。系統範圍由實際的社會建構過程(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所構成。內部有其系統性與整合性 (Morçöl, 2012: 61)。

二、系統組成的元素:「作用者」

系統組成的元素,是「作用者」 (agents),非常繁多,各式各樣。作用者是政府機關(中央、地方)、非政府組織 (NGO)、非營利組織 (NPO)、企業團體、專家、消費者、市民、利害關係人等 (van Buuren, et.al, 2009:168),這些作用者的身分在不同情況下,可能是重疊的。無論他們是什麼,作用者由於相互影響,基於利害關係,而逐漸不斷地自我組織或重組成較大的組織結構(張世賢,2015)。例如,生物的分子會形成細胞;神經元會形成頭腦;物種會形成生態體系;又例如,在社會經濟,消費者和企業會形成經濟體;設施及活動會形成都市,而這些新產生的整體結構都會形成不同層次的行為模式 (賴世剛,2006:7)。

三、作用者之間的互動

系統由許許多多的作用者組合而成,單一作用者的行為不但受到其他作用者的影響,其本身也會影響其他作用者的行為,最後系統的整體型態是受到作用者之間不斷互動所達成的結果(張世賢,2015)。不同系統中的作用者互動的誘因或原由亦不盡相同。例如原子及分子的互動源於作用力,而經濟個體的互動誘因在於從交易中獲取利潤。就城市土地開發而言,其互動的因素則包括相鄰開發基地因空間性及機能性所造成之相互影響(張世賢,2015)。這些相互影響過程在本文中為便於概念的陳述,通稱之為「互動」。互動也同時可能產生突現,也因此複雜性系統中整體會大於所有組成分子的加總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賴世剛,2006:6)。

四、局部與整體的互動

系統內部的各個作用者,由於相互作用,會產生固定的互動模式,而形成系統內部局部 (網絡)。然後,這個網絡又與其他作用體互動、或與整體系統互動,而形成整體與局部交互作用的動態情形。如圖1 (張世賢,2015)

    

圖1 複雜適應系統分析圖

資料來源:Rhodes,et al, 2011:11

肆、城市發展的系統動態性

一、非線性的動態發展 (nonlinear dynamics)

城市發展是非線性的。城市的內部各個作用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激盪、相互影響,形成往外四面八方的擴散,不是屬於「線性」 (linear) 的發展,而是「非線性」(nonlinear) 的發展,在動態中進行。複雜性系統中的組成分子(作用者)間息息相關,小小的變動可能不會一直維持其小小變動,會在適當條件下,逐漸動態膨脹擴大,使得整個系統發展完全無法預測(張世賢,2015)。其間的互動過程,所表現的自我組織現象,有複雜的情況,但仍亂中有序 (賴世剛,2006:6)。

二、系統動態的情形

在複雜性城市中,由於內外部的相互激盪與調適,會構成系統動態情形,並造成城市的變遷與發展。變遷的進行有四個概念來說明 (Morçöl, 2012: 121-139):自我組織的臨界性 (self- organized criticality), 耗散結構 (dissipative structures), 自我參照性 (self-referentiality), 以及共同演化(coevolution) (張世賢,2015)。

  1. 自我組織的臨界性

城市內部某些細節的變化到達其「臨界點」 (critical point),也就是轉捩點 (Morçöl, 2012: 121-122),非變遷、非改變不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不改變、不變遷,不可;大家都受不了,無法忍受。例如,從游牧村落轉變成為工商社會。以烏魯木齊說明,早年到新疆烏魯木齊,會看到許多矮房子、駱駝、駱駝隊伍;過幾年再去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已發展成為工商業城市,看到大廈林立,工商活動熱烈,汽車很多等等。因為大家無法忍受過著游牧的生活,要改變為現代化都市生活。其動態發展情形為:(1) 由小 (small) 改變發展成為翻天覆地的大 (large),例如小聚落,改成一大片高樓大廈、(2)都市發展的方向與方式,讓人們想像不到,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而是「非線性」(nonlinear)、自我組織的動態發展;例如,某荒廢郊區原來是垃圾堆積場,突然改成大賣場,有寬敞的停車場、大車道、(3) 從個體 (micro) 的「小改變」成為整體 (macro) 的「大改變」、(4) 一旦突現 (emergence) 之後,本身系統便表現出具有「強勢」 (robust),例如「垃圾堆積場」突現為「大賣場」,便具有強勢 ( Morçöl, 2012:122)。

  1. 耗散結構

城市發展是動態的,其內部某些細節的變化,會逐漸改變原來的面貌,耗散原來的結構,逐漸形成新的結構。其過程是動態的,逐漸耗散舊的結構,逐漸形成新的結構。其發展的過程是新的互動方式逐漸經常重複使用,逐漸取代原先的互動方式,以另一種新的互動方式出現。有如「路徑依賴理論」所說明的「路徑依賴」的形成過程與結果 (Morçöl, 2012: 122-125,130)。以孑孓的發展為例,孑孓長在水裡,逐漸長大,其內部的結構,逐漸變化,耗散原有的結構,形成有翅膀,脫離水域的蚊子,在空中飛翔,並且可以停落在地面上走動,不可能恢復到原有的孑孓的狀況(張世賢,2015)。

城市發展的情況,其動態發展的過程,先有原有的運輸工具慢慢被淘汰,城市道路也逐漸拓寬,又加上了寬敞的大車道、立體高架道路、快速道路、捷運系統等等,旁邊的矮房子也逐漸被拆掉,改為二三十層的高樓大廈(張世賢,2015)。原來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出門,很少人步行,不坐人力車、或三輪車,改搭計程車、公共汽車、或自行開車,完全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同,成為新型的城市發展生活 (Morçöl, 2012:130)。

  1. 自我參照性

城市內部的每一個成分(部分)都與其他成分(部分)與其整體自我相互參照,牽一髮而動全身,隨著時間、過程,而改變結構 (Morçöl, 2012: 125),構成城市室複雜系統。每一個改變都是「自動創生」(autopoiesis) (張世賢,2015)。例如,上述所講到的孑孓發展成為蚊子,蚊子的內部結構與原來的孑孓內部結構完全不同,卻是完完全全由孑孓自我生長而成的。生物體的各個狀況是動態的,隨著時間在改變。而改變的過程中,每一個細胞、器官,與其他的細胞、器官都是自我相參照、相互配合、相互因應的(張世賢,2015)。

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每一項目(成分,即部分)都是自我參照的,不僅是動態中變化,也在動態中彼此息息相配合,形成新的動態均衡。例如,城市從小城鎮發展成為大都會,其中的食衣住行育樂,樣樣都是在動態中發展,並且自我息息相參照,相配合、相因應,不是各自獨立、單獨發展,與以前小城市不同,是動態中的均衡發展 (參考:Morçöl, 2012: 125-127)。例如,新興都市裡的破舊教師宿舍,與旁邊壯觀的現代化大車道的景觀,相對照,相形見拙,非整片拆掉老舊宿舍,重新改建為美輪美奐的現代大廈不可,便是自我參照。

  1. 共同演化

城市本身及其環境會演化 (evolution),也會相互作用,形成共同演化 (coevolution)。城市系統內部各個成分 (作用者) 也會共同演化(張世賢,2015)。演化不是單獨的,是相關的作用者、整體、與環境共同相互配合演化。也就是各個相關成分,經常相互激盪,在激盪中互相調適,從調適中,共同演化,而產生相互激盪與回饋 (Morçöl, 2012: 127-129)。

舉都市生活的食衣住行說明。都市裡的食、衣、住、行是相互參照、相互配合,共同演化。1. 食,有大賣場賣食物、大飯店舉行婚宴、高貴餐廳聚餐,與以前傳統市場、小餐廳不同。2. 衣,衣服穿著也不同,要搭配豪華餐廳,穿著華麗名貴衣服,進出大型大飯店、大餐廳。3. 住,也不同,老舊眷村不能與周遭都市景觀相配合,老舊眷村都給拆了,全部改建,成為高樓大廈,有電梯,有公共空間,有管理員,有大廈管理委員會。4. 行,出門進出,開嬌車,要有停車位,公共場所也都要有大型停車場;路上交通,有大眾交通工具,方便的公車系統、捷運、高架橋、陸橋等等。食、衣、住、行,相互之間,相互自我參照,相互影響、相互配合、共同演化。。

共同演化的性質(張世賢,2015),(1) 隨著環境的演化,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而適者也要與環境共同演化,才能生存。(2) 共同演化是有目地的,而不是隨機的。(3) 共同演化是複雜系統裡很多相關的成分 (作用者) 相互之間共同演化的。(4) 共同演化是在系統動態均衡中,邁向新的動態均衡,所產生的 (Morçöl,2002:131-134)。

伍、城市發展的自我組織

一、城市發展係由內部作用者互動形成

城市發展係由內部作用者互動形成;各項目、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配合,而促進城市發展。各項目、各成分在互動過程中,是自動創生,稱為「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發展 ,有如突然冒出來,稱突現。其過程,具有自發性 (spontaneity)、自主性 (autonomy)、內發性 (endogeneity) (參考Morçöl, 2012: 93)。城市系統的自我組織的出現,可以不假外力;由自己自動、自發、自主而互動、醞釀出現 (參考Morçöl, 2012: 10)。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為什麼內部某些作用者之間會自我組織起來(張世賢,2015)?因為內部作用者的互動關係受到外在環境的激盪,為了要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內部作用者的互動方式會隨之調整,而形成自動、自發、自主地塑造出來(張世賢,2015)。自我組織的觀點應用到城市發展,城市裡面的作用者對於原先不妥的城市狀況,作用者會自動自發進行調適、因應、配合。平日所講「你有政策,我有對策」,就是類似於自我組織的互動觀點(參考Morçöl, 2012: 120)。

二、自我組織的發動

自我組織在城市治理的複雜性理論中,具有重要地位,受到賴世剛教授

(2006:3-26) 所強調;並且為Teisman等教授 (2009) 所著重。自我組織現象是建立在系統中組成分子連結 (connections) 、互動 (interaction) 及回饋 (feedback) 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呈現自我組織現象的複雜系統中必定存在著數量龐大的作用者(張世賢,2015)。

複雜性系統中存在者數量龐大的作用者,相互作用,達到「自我組織臨界性」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Bak and Chen,1991;賴世剛,2006:7;Lai and Han, 2014:190),即複雜性系統自然演化到此一臨界狀態,其細微變化產生連鎖反應,並導致大變動,進而影響了系統中的每一個組成的作用者(張世賢,2015)。複雜性系統的發展最終不會有均衡狀態的產生,但是可形成幾近穩定 (metastable) 的狀態持續進化 (賴世剛,2006:8)。

例如,廣東東莞在1989年至2000年期間,由一個農業縣崛起為全國聞名的現代化城市和世界工廠。早昔的城鎮生活方式、資源利用方式、城鎮發展模式,難以持續,內部各作用者 自動進行激烈互動、快速調適、發展成為自我組織,而成為現代化城市(張世賢,2015)。

三、自我組織的特性

城市存在於複雜性系統之中。城市在某種情況之下,會從混亂中自發地呈現某些秩序。而秩序的形成是由系統中組成分子互動所產生的,自然調適,非線性的,沒有協調者的自動協調,亂中有序的進行(張世賢,2015)。長期觀察城市發展的過程,是由內部的各個組成分子 (也就是作用者)相互作用,並與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自我組織,改變以往的型態,以嶄新的型態出現。歸納其特性為:1、作用者之間的「在地互動」 (local interaction)、2、非線性的動態發展 (nonlinear dynamics)、3、為數龐大的作用者 (many agents)、4、由下而上發展突現 (emergence)、5、總體與局部的互動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 (參考:賴世剛,2006:6-9)。

 陸、城市發展的突現性

一、由作用者之間互動突現

城市發展的複雜性是由城市的各個局部 (作用者及其組合) 相互激盪,而形成整體的城市狀況 (系統)。局部是屬於微觀 (micro level) 的城市現象,而整體的城市狀況是屬於宏觀 (macro level) 的城市現象。整體的複雜性城市現象是由各個局部 (網絡) 的互動,而突現 (emergence) 出來 (Morçöl, 2012: 89)。一旦整體的複雜性城市現象突現出來,就沒有辦法回復到原來簡單的狀況,而整體複雜性的現象也會影響到個別的局部 (網絡) 的互動情況 (Morçöl, 2012: 89)。

既然複雜性現象是由各個局部 (網絡) 互動所呈現出來,對於城市發展的內部互動情形,與對外部環境動情形,就沒有辦法經由特定的「理性」所設計造成,而是經由作用者、或局部與整體系統之間的互動所形成 (Morçöl, 2012: 89)。其間的互動情形是有限理性的。這觀點對於城市治理宏規的探討非常重要,也就是宏規不是靜態設計而成,而是作用者動態互動所產生。城市治理宏規的研究只能掌握作用者互動的大趨勢,引導往其往大趨勢互動。

二、有限理性的互動行為

城市發展內部的作用者、或局部 (網絡)、或整體系統,在互動過程中,只能表現「有限理性的行為」 (bounded rational behavior)。有限理性是指主觀上期望合理,但客觀上受到限制的行為。也就是說,主觀上預期達到某些目標,但是追求這些目標的方式反映出個人認知能力的侷限性 (cognitive limitation) 與計算能力的侷限性 (computational limitation) (賴世剛,2006:8-9):

(一) 隨著所面對問題的情境愈趨複雜,邏輯思維的能力便逐漸降低。例如賴世剛教授 (2006:8) 所舉的例子,玩井字遊戲,可以很輕易知道下一步該怎麼進行。但是隨著遊戲愈來愈複雜如象棋或西洋棋時,要判斷該如何佈局便非易事 (賴世剛,2006:8;張世賢,2015)。

(二) 行為者在作決策時其實就是處於一賽局或博奕 (game) 的情境中,研擬最佳對策,但由於無法確切知道其他作用者會作出何種決策,所以只好去「猜」其他作用者的行為以作出反應 (賴世剛,2006:9;張世賢,2015)。

三、互動結果可能產生突現 (emergence)

城市發展的互動過程中,其互動的因素包括因空間性及機能性所造成之相互影響。互動的結果,產生突現 (emergence),也因此複雜性系統中整體會大於所有組成分子的加總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賴世剛,2006:6)。最通俗的說明是手指與琴弦的互動,多出了{突現出}優雅的琴聲(張世賢,2015)。

基於互動觀點,系統整體會大於組成分子的加總,而整體型態會呈現出的結構與秩序在組成分子互動之下所產生的。因此有機體在「共同演化」 (coevolution) (van Buuren,et.al, 2009:166-171) 中合作或競爭,形成協調的生態系統;人們為了滿足物質需求彼此交易物品,而創造了市場,市場就是一種突現 (賴世剛,2006:7;張世賢,2015)。

四、突現的方式

城市發展既然是突現出來的,就沒有辦法以「直接」、「線性」的方式、「因果關係」等方式制定或規劃出來。城市發展是由眾多的作用者互動、激盪所突現 (參考Morçöl, 2012: 89)。這種現象只能告訴城市治理的研究者,要去掌控突現的機制、突現的方法,其中包括系絡 (context)、非線性 (nonlinearity)、持續 (persistence)、以及偏好的連結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持續」偏向於層級節制 (hierarchy)的性質,而「偏好連結」偏向於網絡 (scale network) 的性質(張世賢,2015)。

一旦整體的、複雜性的城市發展形成,其功能便不是由各局部 (網絡) 的互動,所加總而成 (參考Morçöl, 2012: 10);已經大於各局部 (網絡)的總合,已形成不同的性質。整體的複雜性都市也會於其內的各局部 (網絡) 相互激盪而成為特殊的互動過程,表現其穩定性與動態性 (參考Morçöl, 2012: 91)。這是研究城市治理宏規的難題。

 柒、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

       既然城市發展是突現的,要以所謂的「城市治理宏規」來掌控,便很困難。可是,複雜性理論所描述的複雜系統內部發展的趨勢與狀態,是靠什麼?是靠「吸引子」 (attractor),尤其是「奇異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吸引子及奇異吸引子對於城市發展具有強大的「牽引力」 (traction)。不同城市的發展會有其不同的奇異吸引子。如果研究城市發展,能夠確實找到城市發展的吸引子,就此建構城市治理宏規,便有信心了(張世賢,2015)。

一、城市發展倚賴奇異吸引子

奇異吸引子是一種奇特的,具有吸引力的價值觀念。到底吸引力有多少?或者牽引力有多少?隨著複雜系統內部的成分(作用者) 的性質而定。這種情形,有如某些人對於仁義有特別的吸引力,而有些人對於個人的私利才有吸引力,正如孟子 (梁惠王上) 所說的,吸引力有「仁義」,也有「利」。對孟子來說,吸引力應該是仁義,而不是利;可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利,而不是仁義。孟子的觀點,可以來說明複雜性系統中,成員互動情形及其發展的趨勢(張世賢,2015)。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1)。

從這句話,可以發現梁國內部發展的驅動力是「利」,而不是「仁義」。另外一個例子,孟子見到齊宣王,對齊宣王的吸引力更為具體,是「闢土地,朝秦楚,撫四夷,而不是仁義。」(張世賢,2015)。

孟子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

(梁惠王上7)。

既然奇異引子對於複雜性系統的互動如此重要,因此我們要探討城市發展到底有哪些奇異吸引子?本文認為:城市的發展,其吸引力是城市人民的生存發展。

二、各城市發展有不同的奇異吸引子

各城市發展對於生存發展充滿了各種不同的價值需求(Haynes,2015:39-40)。城市發展的價值需求,依照各城市的區位空間、地裡環境、以及本身的資源而定。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有些城市是靠博弈業,例如澳門、美國拉斯維加斯市。有些靠觀光業(張世賢,2015),例如,義大利羅馬、埃及開羅、希臘雅典等等。有些靠金融業,例如英國倫敦、香港、日本東京等等。如表1。城市治理宏規必須命中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

 

捌、結論

 ㄧ、 城市治理宏規必須符合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

城市治理宏規,從複雜性理論探討,係基於體認城市發展的實況,包括城市發展的系統性、系統動態性、自我組織、突現性,最後引出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城市治理宏規必須「命中」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

本文從理論的功能依次探討,最先為描述,再進入為解釋、預測以及辯解及指引的作用,具有指引的功能,才能表現城市治理宏規,指導、規劃、規範城市治理;分析如次(張世賢,2015):

(一)、複雜性理論可以描述城市發展的實際狀況,城市發展是本身具有系統性,透過城市時空的內部與外部互動,而突現出來,其中,互動過程中自然產生自我組織具有系統動態性,並透過其中的奇異引子,牽引城市的發展(張世賢,2015)。

(二)、複雜性理論可以解釋城市發展的實際狀況,城市發展的因果關係,複雜性理論掌握了城市發展的因,就可以解釋城市是具有系統性,透過城市時空的內部與外部互動,而突現出來,其中,互動過程中自然產生自我組織具有系統動態性,並透過其中的奇異引子,牽引城市的發展(張世賢,2015)。

(三)、複雜性理論可以預測城市發展的未來狀況,複雜性理論的「奇異吸引子」,可以預測城市發展的未來趨勢。而複雜性理論所提供的城市發展本身具有系統性,是由城市內部與外部互動,而突現出來,其動態狀況是自然產生自我組織與系統動態性,可作為產生奇異引子的說明(張世賢,2015)。

(四)、複雜性理論可以辯解城市發展的實際狀況。辯解與解釋是不同的。辯解強調應該 (should) ,而解釋在表現事實的真實狀況。辯解是具有價值 (value) 觀點的。城市發展應該如何,複雜性理論也提供了辯解的基礎。城市發展應該是系統性的,透過自我組織呈現的,其本身應該是具有系統動態性,以及應有奇異引子,牽引其發展(張世賢,2015)。

(五)、複雜性理論可以指引城市發展。城市規畫者可以利用複雜性理論,指引城市規劃的進行,利用城市發展本身具有的系統性,自我組織性、突現性、系統動態性、奇異引子,來牽引城市的發展,而建構城市治理宏規

二、如何鞏固城市治理宏規?

城市發展之主管機關找到城市發展的奇異吸引子,納入城市治理宏規之中,仍必須強力鞏固之。因為城市本身是動態複雜性系統,靠內部作用者互動形成。主管機關必須維繫城市內部作用者的互動走向,朝「奇異吸引子」的趨勢前進,否則半途而廢。其方式有二 (張世賢,2019、2020)。

(ㄧ)、建立「多樣互賴誠摯對話」機制

主管機關要建立「多樣互賴誠摯對話」(diversity, interdependence, authentic dialogue; DIAD)機制 (Innes and Booher, 2018: 34-38),將城市發展的作用者,也是利害關係人「各自不同的利益」(diversity of interests),經由誠摯溝通、關係網、網絡力,相互連結依存,與城市發展「奇異吸引子」相互配合,而產生「共同利益」(shared interests),「互相依賴的利益」(interdependence of interests),易於邁向城市發展的共識(Innes and Booher, 2018: 34-38;張世賢,2020)。

在溝通過程中,對話人誠摯對話(authentic dialogue)產生與城市發展奇異吸引子相同之新體認、新視野,而感受到互惠(reciprocity)、新關係(new relationships)、新學習(new learning)、創新力(creativity),而有新道路(new way)、新價值(new value)、新目標(new goals),而凝聚吸引子發展的新共同目的(shared purposes) (Innes and Booher, 2018: 34-38;張世賢,2020)。

(二)、維護「複雜性倫理」

「複雜性倫理」(complexity ethics)是存在複雜性系統 (complex system)裡,作用者為實現其所欲的未來(desired future),所必須遵守的行為互動規範;違反此互動規範,所欲的未來,便不可能實現(Shine,2006, 2015)。其內涵為(張世賢,2019):

1.主管機關要實現其城市治理宏規,必須洞矚機先,找出互動的「複雜性倫理」,規範作用者必須遵守特定的互動的方式,才可能達成其所欲的城市發展未來。

2.在城市複雜性系統裡。系統內部情況:非線性、複雜多變、難以預測、不可逆性。但事在人為,主管機關,也是強而有力的作用者,必須強力操作其影響力,主導作用者互動的方向,以維護城市發展吸引子順利進行(Shine,2006, 2015)。

3.主管機關發現作用者之間的互動 (interact),演化 (evolve),突現 (emerge),已可能偏離城市治理宏規之規範,必須強力扭轉導正(Shine,2006, 2015)。

參考文獻

易君博,1975,《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市:三民書局。

袁頌西,2003,《當代政治研究》,台北市:時英出版社。

張世賢,2015,< 民主與治理的挑戰,公共政策典範的轉變:強勢政策的崛起 >,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民主與治理的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年11月14-15日,國立金門大學。

張世賢,2015,〈城市發展的複雜性理論〉,《中國地方自治》,68(12):4- 21。

張世賢,2019,〈公共政策的複雜性倫理:複雜性科學的觀點〉,《科際整合月刊》,

4(1):131-132。

張世賢,2020,〈誠摯對話:「觸龍說趙太后」分析〉,《科際整合月刊》,5(12):

26-39。

賴世剛,2010,《透視複雜:台灣都市社會事件簿》,台北市:詹氏書局。

賴世剛,2006,《都市、複雜與規劃理解並改善都市發展》,台北市:詹氏書局。

Hopkins, Lewis D. 賴世剛譯,2005,《都市發展-制定計畫的邏輯》,台北市:五南。

Bak, P.and K.Chen. 1991.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1, 26-33.

Batty, Michael and Paul M. Torrens. 2001. Modeling Complexity : The Limits to Prediction. 12ème Colloque Européen de Géographie Théorique et Quantitative, St-Valéry-en-Caux, France, 7-11. Septembre .2001,

http://cybergeo.revues.org/1035?file=1 ,下載日期:2015.10.28。

Bolton, Michael J. and Gregory B. Stolcis. 2008. Overcoming Failure of

Imagin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 Innovation Journal: The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Journal, 13(3).

Borrelli Fracesca, Christina Ponsiglione, Luca Iandoli & Giuseppe Zollo.

2008 . Policy Analy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lexities and

Methodological Responses. in Dennard , F. Linda, Kurt A. Richardson

& Göktuğ Morçöl. eds. Complexity and policy analysis : tools and

concepts for designing robust policies in a complex world . Goodyear,

Ariz. : ISCE. pp. 281-304.

Chen, M.D., J.G March and J.P Olsen. 1972.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1-25.

Dennard , Linda F., Kurt A. Richardson & Göktuğ Morçöl . 2008. eds.

Complexity and policy analysis : tools and concepts for designing robust

policies in a complex world . Goodyear, Ariz. : ISCE.

Drucker, Peter F. 2002.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Goldstein, Jeffrey. 2008. Complexity Science Applied to Innovation –

Theory meets Praxis. The Innovation Journal: The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Journal, Volume 13(3): 1-16.

Haynes, Philip. 2003. Managing complexity in the public services.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ynes, Philip. 2015. Managing Complexity in the Public Services 2rd. New York: Routledge.

Hopkins, Lewis D. 2001. Urban DevelopmentThe Logic of Making Plans. 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Innes, J. E., and D. E. Booher. 2018. Planning with complexity: An

introduction to 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 for public polic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Kasprisin, Ron. 2011. Urban DesignThe Composition of Complexity. New York: Routledge.

Lai Shih-Kung and Haoying Han. 2014. Urban Complexity and Planning. England:Ashgate.

Miller, J. H., and S. E., Page. 2007.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rçöl, Göktuğ. 2002. A new mind for policy analysis: toward a post-newtonian and postpositivist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Praeger.

Morçöl, Göktuğ. 2012. A Complexity Theory for Public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Özer, Buğra and Güven Şeker. 2013. Complexity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a new way to put 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i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18(1): 89-102.

Runhaar , Hens A. C., Carel Dieperink & Peter P. J. Driessen. 2008 . Policy Analy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lexities and Methodological Responses. in Stone, Deborah. 2012.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3rd ed.New York: W.W.Norton&Co.

Rhodes, Mary Lee, Joanne Murphy, Jenny Muir and John A.Murray. 2011. Public Management and Complexity Theory. UK: Routledge.

Shine, K. T. 2006. Regenating unpopular social housing estates: Can complexity

theory help to achieve best possible solution?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3(2),

65-91.

Shine, K. T. 2015. Policymaking as complex cartography ? Making and achieving probable futures using complex concepts and tools, ln R. Geyer and P. Cairney eds. Handbook on Complexity and Public Policy. Cheltenham,UK: Edward Elgar: 171-189.

Teisman, Geert, Arwin van Buuren and Lasse Gerrits. 2009. eds, Managing Complex Governance SystemsDynamics, Self-Organization and Coevolu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s. UK: Routledge.

van, Buuren, Lasse Gerrits and Peter Marks.2009. Public Policy-Ma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evolution, In Geert Teisman, Arwin van Buuren and Lasse Gerrits. eds, Managing Complex Governance SystemsDynamics, Self-Organization and Coevolu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s. UK: Routledge.154-171.

0 回復

發表評論

Want to join the discussion?
Feel free to contribute!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