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瑛]二戰世代美國中國通 John N. Hawkins 殞落之後2022-07-01

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2020/11/10

二戰世代美國中國通 John N. Hawkins 殞落之後

周祝瑛 台灣政大教授

近年來,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 影響雙方的文教交流與學術合作,尤其對 於中美雙方大學中裡既有的研究資源與人才培育工作,也受到波及。儘管如 此,美國至今仍是全球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發展較早,人才匯聚的重要國度。尤 其自 1980 年代,中國大陸開放海外留學政策,每年數以萬計的留學生與訪問學 者湧入美國各知名大學,進行交流與學習。其中,不少人後來選擇留在美國高 教服務,為全美中國問題研究加入新血。而促成此種趨勢的幕後推手,應歸功 於當年這些人在美求學時的指導教授與授課教業師,透過這些美教授嚴格的學 術訓練,包括,西方學者較為完整的知識與理論體系;師生地位比較平等,透 過課堂與論文討論過程,進行自由辯證與對話;美師對於周遭環境與世局變化 較為關心,藉此訓練學生對研究問題的敏感度、社會建構與科學方法;提供研 究助理或教學助理的機會,訓練學生解決問題與獨力作業的能力等。儘管有一 些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對第三世界抱有既定的想像,對中國存在偏見或幻想,甚 至因文化與語言等隔閡,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等同於西方左派思想等解釋。 但也不乏能夠較為客觀與中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其中之一為加州大學洛杉 磯效區的約翰、霍金斯教授 ( John N. Hawkins, 1944-2020),這位待人謙和有禮的 美國知名中國通,曾擔任美國中國研究重鎮之一 UCLA 國際事務部(ISOP)主 任,長期致力於該校與東亞地區如:中日韓諸國學術交流,且早 1980 年中期開 始接受與協助無數來自海峽兩岸的留學生與訪問學者,指導兩岸與國際文教相 關議題。退休後更透過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的資深學者論壇,推動與亞洲 及中國大陸的各式學術交流與合作課題。其生平經歷堪稱中美近半世紀以來關 係發展的最佳見證。

霍金斯教授年輕時曾有過與中國傳奇蹟式的相遇,在文革初期因緣際會造 訪許多內地城市,親眼目睹當時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由於是外國人,歸程中 難免受阻,最後在火車上被迫高喊「毛主席萬歲」等口號,作為脫身保護傘。不 料返回美國後,卻遭安全人員上門盤查,最後遭到護照扣留等處份。後來透過 這段類似拘禁時間進大學深造,完成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博士論文,更在文革 (1966-76)結束前兩年,於 1974 年出版少見的「毛澤東教育思想」專書,封面上更 印有獲毛澤東接見的合照,成為美國當年中國大陸領導人教育思想的唯一的著 作,也開啟他日後持續在中國教育及社會變遷等議題,投入學術研究與交流實 務的旅程,以 UCLA 為據點,拓展美國高教與東亞各國的交流與合作;擔任美 國知名的比較教育評論 (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 期刊主編。在 UCLA 任 教三十多年間,指導過無數兩岸與世界各地研究精英,這些人畢業後遍及各國 學界與政界。UCLA 更成為美國研究中國教育的學術重要窗口。

如同其他二戰世代的中國通一般,霍金斯教授出生於 1940 年代中期,成長 於美國 1960 人權運動年代,也親眼經歷了反越戰年代風潮。由於親身目睹文化 大革命,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勸阻門下即將前往中國田野調查的博士 生,也幫助許多大陸學生完成學業與日後就業。值得一提的是,霍金斯十分關 注台灣的發展,雖不主張兩岸之間的比較研究,但認為台灣在華人社會中頗具 特色,因此大力促成美國最大出版社,出版臺灣教育專書。他語重心長的提 到:國際與美國的中國研究,大多以大陸為主,對於其他華人社會,如:臺 灣,甚少重視與理解,因此有必要增加國際合作,加強台灣的學術能見度。他 這一番談話,提醒世人學術研究不僅限於主流議題,也需抱持關照、理解他者 的多元思想與同理心。這是美國中國專家中少見的客觀評論,值得一書。霍金 斯退休後更不辭辛勞,每年飛來臺灣中部參加及主持教育領導人員培訓講座, 並邀請在台門生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計畫, 堪謂退而不休。。

根據維吉尼亞大學何漢理教授 (Harry Harding) 與筆者等的研究發現,美 國中國問題研究發展,除了與大環境發展有關,也與其中的中國通的研究重心 有關:

(一) 1960 年代,由於戰後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與各種基金會的資金投入,促 成美國由傳統的漢學 (Sinology) 走向中共建政對中國社會等衝擊的中國研究 (Chinese Studies)。

(二) 1970 年代,美國經歷越戰與大陸文革的發生,使得美國學者採用批判等理 論,由整體觀察轉向城鄉等個案研究,透過各種理論模式,分析中國的政治變 化。

(三) 1980 年代,受前一年「中美建交」影響,美國學界得以進入中國進行田野 調查。

(四) 1990 年代迄今,美國研究學者從以往必須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過 於仰賴經驗性分析,轉而針對中國特有的環境發展變化,進行探究。此外,此 階段因湧入大批中國留美學生,畢業後進入各學術機關工作,使得該領域增添 一批通曉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社會脈絡,且受西方學術訓練的生力軍。然而自 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預算有所調整,各大學相繼成立中東問題研 究中心,影響原有的亞洲事務研究。至於有關中國問題研究,也因更多生力軍 的加入,ㄧ改過去中國政治外交等重心,轉而朝向經濟貿易等課題,甚至隨著 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的日益頻繁,更多大學加強對中國文化外交等軟實力的施展 工作。

綜合上述,美國二戰後中國通世代因年事已高,或退休或辭世。今年(2020) 六月中 UCLA 霍金斯教授的過世,令人感嘆這一世代的相繼凋零。他們身後留 下的學者風範,與所培育的學生,正在美國、海峽兩岸與世界各個角落,發芽 與茁壯。正可謂: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