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瑛：學術造假的共犯結構20161118

周祝瑛（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中國時報]20161118

2014年7月發生前教育部長蔣偉寧因論文審查事件下台，後由曾以論文數量掛帥政策的受災戶、政大卸任校長吳思華接任，任內提出大學教師升等可以不局限於研究表現的多元升等政策。可惜的是，近十多年來國內高教在世界百大與頂尖大學等政策下，追求論文數量與論文影響力等思維早已深入學術界人心。

政府、大學與研究機構不時為了追求漂亮的論文發表數字，出現論文抄襲、資料過度解讀或造假、一稿兩投等學術不端等情事。雖然有些人因此而辭職、被處分，但問題幾乎已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台灣各種研究成果仍持續在為英語世界中的1級期刊提供稿源，不但影響大學的教學任務，也對於台灣本土問題研究、產學合作，及產業升級等，愈來愈遠！

如今身為台灣學術龍頭的台大校長楊泮池，也身陷2006年生醫研究論文涉及違反學術倫理遭撤稿的事件。從過去台大處理若干論文，尤其是與醫學相關的抄襲或抄錄等判決來看，此嚴重違反學術倫理的事件是否會像過去一樣「雷聲大、雨點小」，值得密切關切。

只是如果一套學術標準，連教育部長、台大校長都無一能倖免，那麼究竟是制度設計不周引人入罪？還是台灣的學術規範離世界標準尚遠？或是在高度競爭壓力下，學術人不得不鋌而走險？無論是什麼原因，「士大夫之恥，是謂國恥」，上述事件一再發生，不但影響台灣的國際學術形象，也重挫學術界的士氣。

當前台灣各界充滿「關鍵績效指標」（KPI）思維，學術研究也以論文篇數論高下，以致讓回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都不忍說：「現在台灣有太多人，有一分證據，卻說七、八分的話」。這批評可謂暮鼓晨鐘，也讓那些享有充沛資源的所謂「頂尖學術研究與卓越團隊」，在追求「國際化」、「世界百大」、「更多的量產論文與引用係數」等共犯結構，有反思的機會。

解鈴還需繫鈴人，要解決學術不端的問題，釜底抽薪的方式恐怕只有從政策與制度改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