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峰：「我是不是我的我」的李登輝20150824

毫無疑問，「我」與「死」的無限連鎖，確實是李先生與京都學派的創始者西田幾多郎在「純粹經驗」上的共同的出發點。西田幾多郎在其代表性論文〈無的自覺性限定〉（1932）當中明言「哲學的動機，毫無疑問，非得來自深度人生的悲哀不可」。同時，根據李先生自己的證言，遠在舊制高校時期，就已經讀過西田難讀拗口的傳世名著《善的研究》（1911）。

「我」當然是我。但是，「我」卻又不是我。所以，歸根究柢，「我」只能是「不是我」的我。 基本上，李登輝的無從理解根基於此。也就是說，李登輝當然是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特別是在李先生自主性地要求自己必須成為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之時。（私は私でないわたしになれ。我要成為不是我的我。）

同時，因為追求「我是不是我的我」，所以在思想上非得回歸「絕對無」不可。所以，如果筆者再進一步強調李先生沒有思想的話，李先生百分之百也會點頭，而且說：「嗯！沒錯。就是這樣。」事實上，西田幾多郎和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也都認為「無」宗教、「無」思想、「無」哲學，就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文化特徵。

另一方面，殖民地台灣的「場所的悲哀」，毫無疑問，強化了李先生的「我是不是我的我」。李先生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但卻又怎麼樣都不是日本人，所以非得成為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不可。對李先生而言，這是典型的對「我是誰」，這個哲學命題的自我超克（超越又克服）。同樣地，戰後台灣的「場所的悲哀」，也一模一樣。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又卻是中國人，所以非得成為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不可。這與猶太人改宗天主教的現象極為類似。所以台灣人如果要成為日本人，非得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不可；同樣地，台灣人如果要成為中國人，也非得比中國人更中國人不可。

事實上，此一「無思想」的思想，其根源也來自西田幾多郎。西田所主張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絕對無的場所」、「回到『無』才有『私』也才有『無私』」，全部在李先生的言行論述當中得到印證。

所以，如果硬要說明為何李先生在台灣政壇總是占據著思想的制高點，長期以來，輕易地操弄或嘲弄著蔡英文、陳水扁、馬英九、宋楚瑜、連戰等人的話，那麼答案就在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無」。讀完本文之後，有延伸「閱讀」興趣的讀者，可以再讀讀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全24卷》岩波書店），對於理解李登輝為何是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必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