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05周祝瑛：關於性侵受害者 我們還可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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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祝瑛／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魯嬪文／政治大學教育系碩士生

多年來，筆者在大學教授性別教育相關課程，希望照顧一些曾經遭遇過性騷擾、性侵害的受害者。無論男女，這些人經常出現類似創傷後症候群（PTSD），飽受長期失眠、畏縮、精神緊張與缺乏自信等困擾。其中，最令他們難以釋懷的，竟然是最親近的家人與周遭朋友，大多只會勸他們遺忘，以為用正面積極的方式去鼓舞，便可以脫離性侵噩夢。在一句句：「是你運氣不好，把這事忘了，重新站起來，明天會更好。」的所謂正向鼓勵中，這些受害者反而被推向另一個黑暗、遭否決、不被接納的深淵。他們的傷痛從未得到真正釋放和同理，更沒有人願意站在他們的角度去「體會」：「有些傷痛，永遠都不會過去，傷口會癒合，但傷疤永遠都留在那裡」。後來曾在課堂中放映一部《怒焰狂花》 (Child of Rage)影片，內容敘述一個嬰兒時期被父親性侵的小女孩，終其一生想以「殺人」來洩憤，最後在養父母與心理治療師的協助下，她的痛苦與憤怒獲得同理與認可，小女孩才逐漸踏上康復之路－－儘管那是個遙遠而又漫長的歷程。反觀目前社會上備受關注的林姓作家自殺案件，由於性侵害事件發生後，舉證困難，加上受害者年齡、教育等諸多限制，導致加害者逍遙法外，甚至食髓知味一再犯案。過去的木柵之狼，以及某電腦公司職員侵犯女同事、屢犯不止的性侵犯，這些人不只有罪，而且呈現許多病態，亟待社會去揭發與司法懲治。相對於鄰近韓國對於性侵防治的決心與做法，台灣司法制度的不周延與寬鬆，間接淪為犯罪的溫床。韓國在面對高發的性侵案，尤其是「兒童性侵」案時，訂定了一系列嚴苛的法案，如：2008年，開始強制有性犯罪前科的人，配戴電子監控器，進行移動定位，由首爾市保護觀察所隨時掌握行蹤。如果對未滿13歲的兒童性侵或性犯罪次數高達2次以上，罪犯即使刑滿釋放，也要在腳上戴電子監控器。2010年韓國政府更架設性犯罪前科資訊網站，讓有需要的民眾可以登入網站，查詢自己住家附近性犯罪前科者的相關資料。各個學校更可以查到1公里半徑範圍內的性侵犯罪者資訊，加強防範。有些社區管理中心，甚至會透過郵件告知本社區，新搬進的性犯罪前科等訊息。台、韓兩國雖然國情不同，但面對性侵案時的悲痛與掃蕩決心，不分軒輊。從上述林姓作家書中所敘述遭誘姦過程，讓人不得不反思：家長和學校有無正確教導孩子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有無適時引導他們在遭遇傷害時，如何尋求幫助？至於社會大眾在面對性侵受害者時應有那些同理心的態度？如何避免對受害者提出：「忘了他，一切都會過去」言語，多設身處地的接納這些受害者的傷痛，讓痛苦能表達、能被同理。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藉著上述不幸事件，政府等應積極修法，加強教育及懲戒措施，從源頭上減少類似性侵案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