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亞中、謝大寧、黃光國

　　編者按：2009年末，《聯合報》以「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為題，連續發表六篇社論，引起社會重視及討論。張亞中等學者在《旺報》先後發表「六問《聯合報》」及「再問《聯合報》」兩次系列文章，開啟雙方的後續探討。本報昨日起連續發表兩篇「三問《聯合報》」系列文章，本文為第二篇。

    　我們很高興《聯合報》在4日再以「再論兩岸應採一中各表」為題回應時提出了認同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要說，如果用「一中各表」做為兩岸關係發展的論述，只會讓兩岸的認同愈走愈遠。這篇回應文章，即透過《旺報》與《聯合報》討論一下認同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

    　一般來說，認同包括3個重要層面：國族認同、制度認同、文化認同。

    　國族認同是分歧關鍵

    　制度認同與文化認同在兩岸關係上問題不大，即使是北京也接受兩岸制度認同不一致的看法，因此才有「一國兩制」的設計。在台灣也沒有多少人會否認自己文化中的中國文化與血緣。因此，兩岸的認同的分歧關鍵在於國族認同。

    　所謂國族認同包括兩個問題，第一、我們的國家是甚麼？第二、我們是一群甚麼樣的人所組成的國家？第一個問題不大，在台灣幾乎沒有人會否認他的國籍不是中華民國，但是在第二個問題上，台灣內部的看法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兩岸在1993年以前，基本上在國家認同上是有歧見的，但是在國族認同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包括「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還是占大多數，但是在1993年以後國族認同卻開始了「剪刀型」的交叉改變。

    　1993年正是「一中各表」的黃金期，這一年辜汪會談在新加坡召開，兩岸關係飛躍發展，但是為何兩岸的國族認同卻發生轉折呢？

    　1993年可以算是李登輝開始建構台灣國族認同的元年，啟動這個建構過程的就是以「平行代表權」為由爭取重返聯合國的動作。在冷戰時代，兩岸在聯合國之爭背後是明顯的大國權力較勁，當1971年華府改變與北京的戰略關係時，台北就被迫退出聯合國，從此台北也了解到聯合國不是一個必要的戰場，當時的蔣經國以務實的態度推動外交與內部建設。李登輝不是不了解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下，重返聯合國幾乎不可能成功，但是他更了解，重返聯合國這個只能以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有助於他切斷與中國的國族認同。

    　李登輝操弄國族認同

    　如何塑造一個打壓自己的敵人，是建構自我群體認同的最好方法。李登輝非常了解，只要台北推動進入聯合國，北京方面一定會打壓，而北京的打壓可以為其創造兩個效果，一是讓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失去再論述統一的正當性，這種效果很容易營造，因為要與一個打壓自己的人統一不是投降是甚麼？另一是透過北京的打壓，讓台灣人民產生「命運共同體」的凝聚感，中國大陸是打壓台灣的「他群」，台灣是被打壓的「我群」，一個在文化上雖是「同文同種」，但是在政治歸屬上是「異己關係」的認同就這樣開始形成。

    　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原本是一件旅遊過程中的不幸刑事事件，大陸方面自然有責任，但是李登輝卻把它界定為「大陸同胞殘害我們的同胞」，進一步地深化兩岸的認同差異。

    　1994年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將「一個中國」界定為「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中國」，拋棄了憲法與國統綱領「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定義，徹底地把兩岸心照不宣、可以重疊的「國族認同」部分切斷。這個時候，李登輝已經開始用「兩國論」來處理兩岸的國族認同，但是在說法上仍然是「一中各表」、「維持現狀」。

    　切割完了「國族認同」的「國」，即中華民國與中國的關係，接下來就是「族」，即與中國人的關係。在1993年以前，中國人是一個沒有切割的概念，但是李登輝從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開始，並創造「新台灣人」此一概念，情況有了變化。族群的認同往往是建立在相對差異面上，「新台灣人」概念的對應面不是「舊台灣人」，而是一個不斷在國際空間打壓台灣的「中國人」。從此，「中國人」就從台灣人民的族群認同中切割出去。自此已經完成了兩岸「國族認同」中「國」與「族」的切割論述，剩下的就是等待時間強化與鞏固。

    　李登輝的國族建構忽略了一個現象，就是北京的角色。13億人民是否可以接受台灣切割與中國的國族建構？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必然會面對的問題，這是李登輝沒有告訴台灣人民的，但是他的後任者，卻是按照他的步法或激進或緩慢的前進。

    　《聯合報》在社論中提到，「倘若在進入任何『目的方案』前，台灣人民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認同皆不能建立，將憑何實現『目的方案』」？我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我們所以要與《聯合報》分享這段國族建構史，就是希望讓《聯合報》了解，「一中各表」不僅無助於兩岸重疊認同的建構，反而掉入了李登輝「台灣國族建構」的思路陷阱。原因在「一中各表」曾被操弄成一個刻意脫離「目的方案」的「過程方案」。

    　一中同表建構重疊認同

    　《聯合報》在社論中又提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難道有可能跳過『中華民國』，而直接將屋頂理論的『第三概念中國』或任何統一後的「中國」作為自己的政治認同目標嗎？」我們同意《聯合報》的質疑，我們所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為內涵的「一中同表」，正是為了嘗試解決這個問題。「一中各表」是個各說各話式的表述，兩岸各說各話如何能夠建構重疊認同？用「一中三憲」來維持兩岸目前自我在各個憲政秩序的認同，但又透過兩岸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的約束，共創「整個中國」的國族認同，屬於一種兩岸「重疊認同」的建構與鞏固。「兩岸統合」的內涵在於透過共同體的運作，讓兩岸人民可以在整個中國的某些事務上共同治理，這正是兩岸「制度認同」的建構過程。

    　至於《聯合報》引述汪道涵先生的「共同締造論」，我們在這裡就不回應了，一方面是張亞中教授已經在《中國評論》2010年2月號以《論主權共享與特殊關係》為文探討汪道涵的觀點，《聯合報》可以逕行指正；另一方面，願意與《聯合報》分享的是，汪道涵的思想應該不能歸屬於「屋頂理論」，他應該也不會去支持一個「目的不定」的「過程」。

    　（張亞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謝大寧，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國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