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輝：「安全」、「安定」、「安居」幸福不二法門《黃金十年-創富、幸福、競爭力》(謝明輝編印)20131002

壹、前言

自四月油價大漲三塊後，電價亦緊跟著宣布調整，水價更是蠢蠢欲動，引發民怨沸騰，而隨著油電雙漲，物價更屢創新高，小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青年就業非常不容易，受薪階級更大喊荷包縮水，日子越來越難過，台灣人民幸福嗎？民眾答案肯定不是正面的。

「你幸福嗎？」是近來最熱門的議題之一，自不丹政府提出「國民幸福總值」作為官方指標後，先進各國與國際組織也陸續跟進，從英國、日本、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世界經濟論壇（WEF）、歐盟到聯合國，均前仆後繼投入相關研究：解釋到底什麼是幸福？要如何將「幸福」此一抽象名詞具體化為可測量之指標，「追求幸福」儼然成為一股潮流。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1月的總統政見發表時也曾指出，政府除追求經濟發展外，也要讓人民感受到幸福，並且也已經指示行政院開始研擬指標內容，將於2013年起，每年公布「國民幸福指數」。目前主責的主計處表示，擬將參考OECD在2011年公布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以下簡稱BLI)，指標包括如健康、環境、教育、居住、文化、就業、休假、育嬰環境等等項目。

當幸福指數在台灣還未受到重視之時，台灣競爭力論壇即認知到「幸福」的重要性，分別在2008年8月及2009年5月進行兩次了「台灣幸福指標」調查，是國內首次以「幸福」為核心，綜合評比人民感受的指標調查，引起台灣民眾對「幸福指數」的興趣，並於2012年4月進行第三次的「台灣幸福大調查」。

人民幸福與否，已成為一個國家必需重視之議題，故本文首先概述幸福指數，再介紹國際間相關幸福指數調查，其次說明台灣競爭力論壇所作之「台灣幸福大調查」，並分析建立台灣幸福指數的意義，文末則是對提昇台灣幸福力的建議與結論。

貳、概述幸福指數

一直以來「經濟成長」跟「國力強弱」常劃上等號，目前評價國家競爭力的標準亦多以經濟發展作為指標；無論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或是世界經濟論壇（WEF），都是以經濟發展指標──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為主，來檢驗國家的競爭力。但是金錢真的買得到幸福嗎？隨著經濟的高度成長、社會不斷進步，人民在歷經富足生活的同時，已逐漸不以此為滿足，而是開始追求更高層次之心靈成長與滿足，美國調查即指出，個人的幸福感雖會伴隨GDP提升，但是到達一個門檻後，GDP的增加不會帶來更多的幸福。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近來開始提倡「超越GDP（Going beyond GDP）」之概念，並已獲得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許多國家與非政府組織之認同，世界各國並已陸續開始著手衡量人民福祉的研究。此浪潮正式終結「經濟成長」作為衡量「國力強弱」為唯一標準的時代已經過去，GDP將不再是作為成長的唯一指標，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之追求，才是未來國家發展之重點。

幸福指數之概念，最早是由南亞不丹王國的國王所提出，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從1972年起就放棄了國內生產總值等傳統統計方法，而是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來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狀況[1]。

然而當時並未受到國際間之重視，直至「超越GDP」概念之倡議以及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世界各國才逐漸體認到，除了經濟領域之外，應該再尋求更佳的方式，以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與民眾的幸福。

參、國際發展幸福指數之概況

類似GNH這樣的計量方式，在國際社會已經有多種嘗試，茲介紹如下：

一、聯合國

聯合國提出之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是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於1990年與其研究團隊所創，其衡量範疇包括經濟面及社會面，以4 項指標彙編為單一綜合指數，用來衡量各國在「健康」、「教育」及「經濟」領域之發展成就。

二、英國

英國首相卡麥隆於2010 年5 月上任後，積極推動國民福祉衡量編製計畫，並編列預算給國家統計局辦理民眾主觀感受衡量，並於2011年10月公布指標草案，涵蓋10大領域、38項指標。

三、法國

2008 年1月，法國總統薩科齊成立「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成員包含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世界多國的專家學者，委員會負責進行衡量社會福祉新指標的研究，試圖發展更好的指標和計算方式，妥善衡量國家發展是否健全。

四、美國

美國國會於2008年通過國民指標法，衡量範圍包括國家發展、生活水準、生活品質及永續性等，責成國家科學院與非營利組織the State of the USA 共同執行。預定1 年向國會提交1次報告，去年報告主要在研究其他國家衡量福祉的方式，目前尚未提出具體衡量成果。2011年12月亦委託專家小組研擬主觀幸福感的衡量方式。

五、日本

日本自1970 年即開始發展國民福祉衡量，但由於當時國際尚無前例可循，最終於2000 年停編。近年隨國際間日益重視福祉衡量，日本重啟研究於2010 年6 月成立「幸福度研究會」，並於2011年年12月不丹國王造訪之際，宣布將試編「國民幸福度指數」，並公布「幸福度指標試案」架構，涵蓋3 個主軸，共11個領域、132個指標。

眾多國家均投入幸福指標的研究與創設，反映出單一GDP指標的局限性，也顯示把數字當作唯一度量的價值體系，正被挑戰。

在2008年之際，台灣競爭力論壇已注意到以經濟數據表達的數字已非代表國家競爭力高低之唯一的指標，故決定主辦台灣首次的幸福指數調查，但當時並沒有受到媒體足夠的重視。有鑑於「國民幸福」測量之重要性，台灣競爭力論壇當起領頭羊，在2009年與2012年再度開始台灣幸福指數之調查研究。

肆、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台灣幸福大調查」

2008年之際，台灣競爭力論壇已注意到以經濟數據表達的數字已非代表國家競爭力高低之唯一的指標，美、日等國家也陸續投入「幸福」、「福祉」指標的研究。台灣過去五十年來的所得雖然顯著提高，但「人民幸福感」卻沒有明顯的提昇，故決定主辦台灣首次的幸福指數調查，但當時在陳水扁洗錢案撲天蓋地的報導之下，這項資訊沒有受到媒體足夠的重視，然而卻透露了不少過去沒有被發現的訊息，特別是對於當時即將上任的馬政府施政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2008年，台灣競爭力論壇首度以綜合性的指標測量台灣人民的總體幸福指數，內容包括整體幸福評估、家庭幸福、社交關係、工作狀況、經濟情況、身體健康、宗教信仰、民主自由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嘗試用多元全面的方式建構台灣民眾的總體幸福程度。

2009年，從馬英九總統上任以來，在一連串的政策變動與改革下，台灣全體不僅以全新的姿態迎接全球化挑戰，台灣人民先承受了通貨膨脹、石油上漲以及原物料飆漲的第一波衝擊，再受到國際金融風暴的第二波影響，整體生活品質遭受巨大的改變，這樣的影響更擴及民眾的休閒規劃。鑑於此，台灣競爭力論壇特別委託國立中正大學民意及市場調查中心進行「台灣幸福指數調查」第二次調查，在馬英九總統上任將滿一年之時，瞭解台灣人民的總體幸福感。本次調查以綜合性的指標測量台灣人民的總體幸福指數，內容包括整體幸福評估、家庭幸福、社交關係、工作狀況、經濟情況、身體健康、宗教信仰、民主自由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嘗試用多元全面的方式建構台灣民眾的總體幸福程度，並與前一次調查結果做比較，以檢視馬政府施政的成果。

表1、表2、表3呈現2008、2009年和2012年台灣人民主觀幸福感的調查方法和面向。2008年與2009年的問卷面向相同，包含整體幸福評估、家庭關係、社交關係、工作狀況、經濟收入、身體健康、宗教信仰、政治權利、中央政府施政、未來發展樂觀程度，2012年的面向略有修改，中央政府施政改為地方政府施政，以及新增環境品質和治安狀況兩個面向。

以下將針對各個面向於2008年、2009年及2012年的調查結果差異進行分析比較。在此須說明的是，在「政府施政」面向中，由於2008年及2009年其調查的對象為「中央政府」，而2012年的調查對象則針對「地方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因其調查的對象不同，無法進行比較分析。以下將分別從「整體生活幸福感」、「家庭關係」、「人際關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健康狀況」、「政治權利」以及「未來發展樂觀度」等八個面向詳細說明歷年調查結果的差異。

2012年台灣人民的整體生活幸福感趨勢呈微幅上升，從2009年的66.1%增加至76.2％，但是不幸福的比例也從2009年的18.5%稍微上升至20.9%。民眾對家庭關係的滿意度大幅增加，從2009年的84.3%上升至90.6％，不滿意比例則是從8.8％下降2.1個百分點至6.7％。人際關係面向在2008年及2009年的問卷中，原為「交友和社區生活」，為了讓指涉的意涵更加精準，在2012年的問卷中，將此面向改為「人際關係」。2012年民眾對自身的人際關係滿意度大幅提昇，從2009年的68.7％上升至86.1％，不滿意度也從2009年的20.6％下降至10％，此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層面，應有明顯的改善。

比較2008年、2009年及2012年的經濟收入和工作情況，2012年民眾對經濟收入表達非常不滿意者從2009年的14.1％增加至19.3％，上升了5.2%；2012年（7.5%）表達非常滿意者只較2009年（4.8%）增加2.7％，顯示2012年民眾對於經濟收入的不滿意情形增加，可能是受到物價上漲、國際與國內經濟衰退的影響，導致此結果產生。但我國民眾對工作情況的滿意度呈現上升，2012年表達滿意的比例微幅上升，不滿意的比例微幅下降。綜合兩者結果，台灣民眾整體滿意工作情況，但是經濟收入受到外在環境變動影響使得不滿意情況加劇。

在健康狀況方面，整體而言，民眾滿意度是向上增加，從2009年的67.4％增加至77.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對健康狀況不滿意的民眾較2009年下降了4.4%，但是選擇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卻有微幅增加的趨勢。除了健保制度建全，使得滿意程度上升之外，高齡化社會以及對健康要求的提高，可能是非常不滿意比例增加的原因。

台灣民眾對其政治權利的滿意度，與2009年相比，2012年「政治權利」面向的滿意度則有明顯的進步。在非常滿意選項中，2012年（18.9%）較2009年（4.2%）增加了14.7%；感到滿意的比例則從38.9%上升至53.9%，增加了15%。由非常滿意及滿意兩者來看，偏向滿意的比例增加了接近30%。在偏向不滿意的群體中也有明顯減少，感到不滿意的比例由24.8%降至12.8%，下降了12%；覺得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則從20.6%大幅降至7.2%，下降幅度達13.4%。此結果顯示台灣的民主不斷進步，民眾亦明顯感受到自身政治權利的增加，是相當值得肯定的結果。

台灣民眾對未來發展樂觀程度，與2009年相比，2012年表達非常樂觀（＋2.1％）和非常不樂觀（＋3.4%）的民眾比例增加，表達樂觀的比例與2009年相同，較不樂觀的比例下降了1%。整體而言，2012年台灣民眾對未來發展表達不樂觀的比例高於樂觀者。從這個面向的結果可以發現，在光譜兩端的比例都有增加的趨勢，顯示目前國內民眾的生活漸有兩極化的傾向，政府須從施政過程中，確保社會光譜兩端的差距縮小，減少民眾的相對剝奪感，才可能有效改善民眾對未來的樂觀程度。

整體而言，台灣民眾的幸福趨勢在2012年5月前是正向發展的，推測可能原因是對未來的發展採取樂觀態度和家庭關係經營有成，使民眾的幸福感增加，這兩項因素有助於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朝向「安居」的要素發展；與家庭關係相較，工作情況和經濟收入並非是影響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但是，經濟收入卻是人民生活安定之必要條件，政府應致力將人民的經濟收入提高、改善生活環境，使民眾有餘裕投入其他活動，以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並使民眾的生活安定。

伍、建立台灣幸福指數的意義

許多研究顯示，人民的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是會隨著生活水準與所得增加，但是，當國民所得超過某一程度時，幸福感並不會隨著所得繼續增加，我國正面臨這個情形。台灣的所得水準以人均GDP來看，在今年已經超過2萬美元，經過反應實質購買力的公式計算，我國的人均GDP(GDP per capita, PPP)已達39,218美元^[1]，這個代表的意義是我國物價相對其他各個國家較穩定且低，綜合兩項數據來看，我國經濟實力與環境表現皆相當的亮眼，人民的生活品質與幸福感受應該也會隨著增加才對；但是，今年，台灣國內的民怨四起，針對物價、民生基本設施價位上漲、薪資停滯、二代健保費率等議題，導致人民對生活品質不滿且認為政府在處理貧富不均的問題上，出現不公平的現象，更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意。事實上，從國內的統計數據和國際評比來看，台灣的整體表現相當不錯，政府團隊也盡心盡力的在改善台灣環境、提昇民眾的福利和競爭力，然而，這些努力並未讓人民感受到，成為媒體口中的「無感政策」。

幸福指數調查正是為了讓政府了解人民真正的需求，規劃和執行有效的政策而展開，這也是不丹國王提倡「國民幸福總值」的主要訴求。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是台灣首位提倡幸福指數， 2008年至今，共展開3次的我國人民主觀的幸福指數調查。對人民來說，對未來發展的樂觀程度、家庭關係和經濟收入是影響其幸福程度的最大原因，以實際的政策執行面來說，強化家庭關係的相關政策，有家庭薪資所得、幼兒與老人照護、教育、健康、社會庇護等，多數屬於社會福利範圍，政府團隊也已投入相當資源和心力在加強國民的福祉。

經濟收入和薪資所得方面，因為我國提倡開放的自由市場機制，所以薪資所得的多寡大體上由個人能力決定。政府除對弱勢族群加以保障和輔導之外，應以提昇台灣的軟硬體設施、加強人才培育和發展多元的產業群，使台灣的人才能夠在各式各樣的舞台上發光發熱，也降低國際經濟景氣對台灣的開放型經濟體的影響，另外，薪資基準的提升，除了勞資雙方自行協調外，政府應提供常態性的協商平台並提供勞工更為周全的保障，並鼓勵正確的企業家精神，才能奠定未來發展的樂觀基礎。

民眾對未來發展的樂觀程度，其實是奠基於其生活狀況和他對資訊的認知和判斷，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規劃國家未來方向並堅定其立場。以調查結果來看，若政府在環境、社會福利、產業發展和反應人民需求上，能以更為堅定的態度堅守為民眾服務、提昇人民福祉的理念，並在說服民眾之前規劃好長遠的發展藍圖和制度，然後盡全力宣傳，那麼，民眾會對政府改觀，開始理解政府的堅持與理念，而不是認為政府只隨著媒體起舞與財團企業為主，當然，政策推行的前提是為了人民好，而非滿足一己之私，我國是自由民主且多元發展的社會，民眾對資訊有其判斷能力。

總而言之，提昇人民幸福感的前提是政府應以人民的安居樂業為政策核心，若政府團隊給人民的觀感是疲於回應媒體的指責、提出的反駁也只是淪為口水戰，動搖政策立場，不但會使人民認為政府無遠見且缺乏膽識與責任感，更會傷及人民對未來發展的樂觀程度。一個國家最為珍貴的資產是人民和知識，人民對政府、國家失望之時，人民最終將拋棄這個政府。現在，台灣正面臨這個情形，且對政府感到最為失落、失望的族群，正是掌握台灣未來30年發展的20代30代的青壯年，馬英九執政團隊如何在剩下的四年間，扭轉這個局勢將是最為重要的課題。

陸、提昇台灣幸福力具體建議

針對台灣現況與未來發展建議政府應立馬著手規劃和執行的政策方向，以下分為安居、樂業與安全三大領域。安居泛指內政與民生事務，樂業專指就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安全則泛指外交。

一、就業環境與產業結構

從台灣競爭力論壇的3次幸福調查的結果來看，人民的幸福感與對未來發展的樂觀程度成正相關，政府若要建立人民對未來發展的積極態度，建議從改善人民的生活環境和就業環境，也就是如何讓人民「樂業」，而就業環境與產業發展結構問題正是台灣目前面臨的問題。

以現下的就業環境而言，台灣的開放型經濟模式受國際環境影響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政府立即可做的是加強勞工福利與保障，尤其是嚴格稽查違反勞基法、採用責任制之公司、提高罰鍰金額並嚴格執法，以避免重蹈華隆罷工事件的覆轍。華隆罷工事件突顯政府根本無心也無力保衛勞工權益，尤其是當最終協商結果出爐時，勞工在協商過程中爭取應得的權利與薪資時，居然受到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互相卸責，資方更採取脅迫行動，最後迫使勞工必須接受多年來的辛勞打對折。看在一般大眾的眼裡，政府等於是與資方為伍變相脅迫人民，而這一切的起源便是政府執法不力，法律保障不足。政府部門短期可達到效果的是建立嚴密的檢舉保護制度，並加重罰則，以及協助勞資雙方建立良性溝通管道。

此外，政府應採取強硬的姿態捍衛民眾的權益，將基本薪資隨著物價水準提高。國內研究證實，調漲基本薪資並不會影響經濟成長，且基本薪資是對弱勢或低生產力之勞工的最基本保障。提昇基本薪資能或許能影響一般薪資的變動，使企業開始競爭汰換也能促進產業提昇，薪資凍漲只會讓我國人才流失罷了，所以，政府應結合勞方、資方與學界考量所有的經濟數據與指標，提出薪資調整公式，且將台灣的國際產業定位提高至知識經濟產出國，藉由台灣活力十足的中小企業，促進產業多元化，而不是為了維持經濟數據採取廉價的勞力供應政策。

二、內政與民生事務

提昇人民的幸福感的因素中，家庭關係的經營是關鍵，筆者認為除了家庭可支配所得影響家庭和睦之外，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事務，都是影響家庭關係的因素，筆者認為未來20年的發展是照護系統的建立，照護系統包含老人、兒童、醫療、教育與社會網絡。

筆者建議，第一，政府應鼓吹社區總體營造、加強社區醫療體系，以里、校為單位，透過自然形成的聚落建立社會網絡和照應關係並輔以社工與志工制度。第二，我國的醫療制度已被扭曲，因為健保制度建立在未成熟的醫護體系之上，出現醫病關係緊張、我國護理師和醫師斷層的窘境、健保給付不公等問題。醫病關係緊張需透過學校、大眾媒體和醫療體系教育民眾正確的醫療風險觀念，這屬於長期教化才能達到風行草偃的效果；護理師和醫師斷層則需要透過改善健保制度才能根除，健保制度現已開啟第二代改革，長痛不如短痛，政府應使合理的健保給付制度一次到位，相對的，若費用一次徵足會使人民產生「掠奪」感，所以在增加保費時應採用溫和的作法。第三，健保給付與收取費用必須以「論質計酬」和「使用者付費」原則並廣泛宣導，換言之，回歸正常的市場機制與民眾消費行為，透過價格機制導正和教育民眾「逛醫院」、「醫療資源很便宜」的心態，以因應台灣人口老化產生的慢性疾病問題。

教育問題現在成為我國的一大隱憂，台灣教育改革已歷經10多年，現又欲推行12年國教且勢在必行。筆者認為，現在的社會發展與教育體系完全背道而馳，產業界期待學校成為職業訓練所，不思考自行培養、訓練人員；台灣的家庭與教養觀念仍存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國民教育的核心原則卻是透過基本教育提供人民相同的起跑點，資質與努力並重。

筆者認為，國民教育的年限並不重要，而是教學內容的設計是否完整、多元、激發學童的潛力並奠定未來國家發展的基礎，而非重複同樣的內容應付考試，畢竟，現在的產業發展和職缺是過去10年所沒有的，現在的執政者並不能預測未來的產業走向，所以，筆者建議政府應重新輔導基礎技職體系的發展，使高等教育回歸研發與學術，並直接從教育方面宣導「工會」的重要性；此外，全國統一的考試、學力測驗應保留，同時開放技職院校和大學獨立招生。

三、安全外交

外交與幸福感的相關性不明顯，現今的國際交流是經濟實力掛帥，以知識經濟、軟實力為武器，但是，台灣民眾所知的一切國際事務過於狹隘，且面對知識產權戰爭台灣節節敗退，導致民眾對政府觀感不佳，認為過於軟弱且無法協助企業在國際上爭取應有權利。台灣的國際處境相當微妙，全球皆知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個公開的祕密，因為中華民國的經濟貿易和文化實力是舉世皆知，但是，在外交上受制於中美關係與利益考量。

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領域發展的原則是利用東亞各國的政治利益矛盾拓展發言空間。在兩岸事務方面，馬英九總統主張溫和來往，以利台灣民眾於大陸活動也拓展台灣的經貿空間，在政治立場上退一步，換取人民的經濟安全與保障，但是，政府應堅守主權原則且避免過於依賴中國大陸。在東亞事務上，中華民國對日本與韓國的態度應採取合縱連橫的方式，藉由經濟合作提昇政治談判籌碼，筆者認為雁行模式早已過時，若能與日本或韓國共同開發，則能增加台灣在東亞的分量和與中國大陸互動的籌碼。中華民國的國際盟友應將東南亞國家納入考量，若能積極經營與東南亞的關係，台灣的民主發展模式應深具吸引力。

結論

根據主計處公布之資料顯示，2011年台灣人均GDP首破2萬美元，家庭平均淨資產達979萬台幣，雙雙創歷史新高。台灣個人富有的程度，在亞洲排名第四，經過購買力平價計算後（PPP），台灣人均GDP甚至比日本、韓國還要高。[2]然而聯合國的「世界幸福報告」卻顯示，台灣幸福指數排名在150個國家中排名第53名，比去年37名退步16名，比鄰近新加坡跟日本低，且只領先南韓一個名次。顯見經濟持續增長並不一定意味著人民生活滿意度的增加，盲目地強調GDP的成長不等於人民的幸福。

幸福之追求，除了政府部門的行動外，民間力量的崛起更發揮了極大作用力，不管是宗教、知識還是藝文界，在對於環境保護意識、人文推廣以及心靈安定等領域上有著決定性的力量，也對臺灣民眾的「幸福」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儘管近年來政治上紛擾不斷，但是臺灣社會並沒有因此而脫軌失序，就是因為有這一股散漫在民間的文化特質，涓涓細流，才使得社會還保有一份良善與寬容，人心沒有變得惡質。

雖然政府腳步開始的有點晚，但還不算太遲。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指出，未來將以經濟成長、社會公義、綠能環境、文化國力與人才培育等「五大支柱」，全面提升台灣的全球競爭力，讓臺灣在這四年脫胎換骨、邁向幸福。[3]並指示主計處用一年的時間準備制定屬於臺灣自己的「國民幸福指數」，可見國民幸福之追求，將成為未來馬英九總統執政之首要目標；創造實質的經濟成長，型塑抽象之社會公義與人文藝術，將能創造嶄新的台灣。

期盼2013年開始，每年公布之「國民幸福指數」，將契合在地觀點並更貼近民眾感受，讓臺灣人民體會到政府之用心，除了追求經濟成長外，政府更重視人民心靈層面之感受。

參考資料

中央銀行（2012），「台灣與南韓人均GDP 之比較」， [線上]，available at: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253017544971.pdf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2），2011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Social Indicators2011）。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2008），「臺灣幸福指標問卷調查報告書」，[線上]，available at:http://tcf.tw/index.php?option=com_phocadownload&view=category&id=17:2008-2008-08&Itemid=639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2009），「臺灣幸福指標問卷調查報告書」，[線上]，available at:http://tcf.tw/index.php?option=com_phocadownload&view=category&id=16:2009-2009-05&Itemid=639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2012），「2012臺灣幸福大調查」。

行政院主計處（2006），社會指標系統理論，台北：行政院主計處，available at: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68289222071.pdf

福建社會科學院(2012)，「幸福指數的研究與實踐」， [線上]，available at: http://fass.net.cn/index.php/page-30-4232.html

[1] 2012年5月數據，主計處。

[2] 資料來源：2011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Social Indicators2011）

[3] 全文請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7200&rmid=514

[1] 資料來源：http://ppt.cc/9Z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