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新政治與兩岸認同新發展[2016新政治與兩岸關係新展望 研討會文稿]

廖坤榮(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前言

自從台灣解嚴以及大陸開啟改革開放的大門後，兩岸無論是官方與民間，雙方皆啟開了空前的交流互動，兩岸認同問題的研究與辯論，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一項深沉的問題。自1990年代始，有關兩岸認同問題的實證與理論研究不計其數，尤其一波波的民意調查資料更讓人耳目一新。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大陸與台灣關係在經濟貿易、官方與民間交流以及觀光旅遊等進入空前熱絡，大陸的惠台政策不斷出臺，兩岸似乎步入和平發展坦途。然而，歷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民眾不論在國家認同或統獨立場上，都沒有更加傾向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態度；相反的，「台灣人認同」不斷攀高，偏向統一的比例更是逐年降低至不及一成(如圖一所示)，這樣的矛盾似乎意味著兩岸經貿規模段不斷擴大之際，官方與民間友善的交流以及大陸惠台政策似乎並不能提升兩岸認同感。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3年 6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為 57.5%，比 2008 年的 48.4%高出將近 10%。根據近期台灣大學的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政治上認同台灣、中國為一邊一國的受訪民眾有近七成，認同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約二成，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涵蓋中國及台灣不到5％，其餘為不知道或無反應。調查資料又呈現，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對民眾認同產生影響，其中對中壯年人的改變效果較大，但對年輕人卻是反效果，換言之，年輕人在情感上更認同台灣，這種世代認同的差異是值得思考與持續觀察的。其實，各種民調料都顯示出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或統獨傾向已趨穩定，學者甚至指出台灣人認同已走向定型化的趨勢，換言之，台灣國族認同幾乎呼之欲出。根據這些民調資料，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民進黨可能會見獵心喜，將高達超過半數的「台灣人認同」當作是大多數台灣人支持台灣獨立，甚至挾廣大民意進一步推動去中國化的政策作為，這些關聯性與可能性， 值得持續觀察。

本文要討論四個問題，第一，為何台灣人認同會持續上升?第二，上升中的台灣人認同將把兩岸關係帶到何處?第三，如此高的台灣認同是否等同台灣人民的福祉? 第四，放眼未來，如果台灣人認同一直飆升到95%， 而中國人認同卻低於5%的時候，對台灣的影響又是如何? 本文嘗試用「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來討論當前民調資料所呈現的兩岸認同是否有政策理性，或者是否就會為台灣社會帶來幸福?其實，這些兩岸認同的表述，或許是個人感性的表達，並非整體社會理性的追求，執政當局宜審慎把握兩岸政策理性，創造兩岸共同福祉。

圖一    台灣民眾有關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圖

資料來源: 引自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網站公佈，2016/05/16

 

二、認同的理論探討

有關「認同」(identity)的定義，江宜樺強調認同一詞為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身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存在」，包含個體自我認識過程的主觀瞭解，也包含他人對此一個體自我存在的認識(江宜樺 1997)，換言之，認同涵蓋自我認識與他人認識的雙向關係。現行有關台灣國家認同的民意調查資料所呈現的僅僅符合江宜樺所指的前一條件，也就是主體確認「自身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存在」，後一條件，也就是「他人對此一個體自我存在的認識」比較模糊。張桂茂(1996)則強調「認同」必須是對立性的社會關係形成之後，行動者透過建立共識情感等方式形塑出對我們自己的認知共識而成(張桂茂 )，所謂對立性，亦即差異性或區隔性，例如: 加拿大的魁北克說法語的居民與加拿大多數說英語的居民之間的差異性當然是明顯的，因此，魁北克要求獨立的聲浪方才能做大。黃清賢(2014)將認同區分為二種，一種是「本質性認同」（Essential Identity），其被認為是原生的，相信認同是先天給定的，通過共有的象徵符號、集體記憶、語言、文字、習俗、神話、歷史、地理……形成；本質性認同透過主觀的認知、理解，客觀的證實、灌輸，從文化認同發展出政治認同，形成意識型態、公民文化、政治宗教等；另一種則是「建構性認同」（Constructed Identity），它是被創造的，主張認同是後天形成的，由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或謂是認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所倡導，隨著利益與環境的變遷，持續進行重新詮釋；建構性認同不像本質性認同，強調單一化的共有集體記憶等，其採取多元化的文化定義，尤其是公民文化、制度認同的建構，亦即從政治認同動員出文化認同。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本質性認同的特徵，經過社會建構的過程，可以產生一定程度的認同效果，因此一切認同似皆可被視為建構性認同。台灣的國家認同比較屬於黃清賢教授所論的「建構性認同」屬性，這類認同經常與分離主義混同。

有許多關於認同研究都把認同與分離主義一起討論，其實，台灣的國家認同從語言、歷史、文化與民族等條件來看，台灣的國家認同建構脫離不了內戰延續要素，其歷史背景有些類似美國南北戰爭，南方各州因經濟利益與種族政策與北方各州分歧，遂企圖尋求獨立的一種政治分離主義，美國南北政治分歧的經驗其實是比較類似建構性認同與分離主義的混合，這種特殊的認同建構(即南方)有其道德風險，易受到反對分離主義者(北方)的制約，終導致南北戰爭。

當前臺灣的民意調查機構時而提供許多有關兩岸認同的調查資料，有學者從歷次民調資料解析中，提出「台灣認同」定型化之見解。無論認同的定義本質為何，要形成認同必須有充分的條件或是要素，可能是共同語言(加拿大的魁北克)，文字，歷史發展(如蘇格蘭)。政治認同是一種政治感情的表達，政治認同也是一種政治價值觀，或是一種政治價值取向，它不一定是理性的思考與抉擇。有關兩岸政治認同的問題，其實是涵蓋有多種意涵，包含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國族認同、文化認同、制度認同等構面，它是綜合性的一種政治感情表述，其實就是一種後現代政治價值的態度表述。台灣政治認同的形成與台灣經濟發展有某種關聯性，這個關聯性可以從台灣政治文化來得到解釋。

兩岸認同研究，有從史觀上來探討，有從國際實踐經驗(如歐盟經驗)來討論，本文運用美國學者Inglehart(1990: 5-12；1997:19-28 ;2002: 40-43)的政治文化變遷論，討論台灣政治認同形成的基礎。Inglehart長期觀察歐洲經濟發展與政治文化變遷的關係，指出經濟發展是影響政治文化的重要變數，政治文化又型塑了政治認同。換言之，台灣的國家認同就是受到台灣新政治文化的影響，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心理學與政治社會學的結合體，它也是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動者的態度、信念與價值的總體傾向。根據Inglehart的實證研究，歐美等先進工業化社會在長期經濟發展之下，民眾的基本價值將會由原先重視物質需求（生理、安全）轉而重視非物質需求（環境保育、自我實現）；亦即由「物質主義價值」（materialism value）變成「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ism value）如圖二所示。Inglehart指出，經驗研究上政治文化發展與經濟生活有高度的相關性，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政治文化變遷多半來自經濟因素，例如：經濟大恐慌、能源危機，或是金融危機所引起經濟蕭條、高失業率等降臨。Ingelhart(1990: 5-16)指出，處在「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時期的社會對有關「生存」問題呈現不同認知與反應，前者主觀幸福感較低，對現實環境比較有「不安感」，Inglehart稱為是現代化時期(modernization)，相對而言，後者的主觀幸福感高，對現實環境比較有「安全感」，人民有了較為幸福的經濟生活，會進而追求「自我實現」的價值目標，Inglehart稱為是後現代化時期(post-modernization )，換言之，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時代差異性導致民眾對政治態度的差異性。

所謂「自我實現」涵蓋層面很廣，可以從家庭關係延生到社會關係，從個人消費行為延伸到工作選擇，乃至於到政治偏好及國家認同等，都有著自我實現的價值取向[1]。近期各種民意調查資料所顯示，台灣年輕人的兩岸認同與中年老年也有差異，這反映了Inglehart(2005: 102)的實證研究發現，認同會因國家經濟發展進程而有世代差異現象(cohort difference)，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進入後物質主義時期(或稱後現代化時期)後，人民的價值觀逐漸步入後現代社會之價值體系。後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都以多元性及差異性之名去否定普遍性或統一性(廖坤榮 2001: 119-124 )，如果將此一價值體系變遷運用到兩岸的政治認同，其實現行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就是展現了後現代的政治價值體系，尤其台灣的年輕人後代政治價值取向更為顯著，因而在政治認同價值展現了去中心、打破中心權威、去一致性，並追求差異政治的價值取向，從而衍生為打破中原政治中心論，追求台灣差異，崇向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的政治價值。

圖二  台灣政治文化變遷

 

三、台灣兩岸政治認同的理性分析

當許多民意調查資料都呈現出超過半數民意表達我是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時，兩岸政策應如何制定成為社會宜共同關注的問題，從民主政治投票理論來看，超過半數是多數民意，多數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多數成為普遍的認知，這樣的認同表達是否可成為建立台灣獨立國家的民意基礎? 值得學術界審慎討論。根據「社會選擇理論」，社會總福祉不一定能從民主投票或加總而獲得，也就是個體理性不一定能達到社會集體理性的矛盾現象是存在的。換言之，認同其實是一種感性的政治選擇，其實，也是一種社會選擇(social choice)。「社會選擇理論」通常是在現代政治經濟學領域中討論最多，主要是分析個人偏好和集體選擇之間的關係，運用社會選擇理論與方法可以對不同的社會偏加以評價，以調和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衝突，取得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準則，例如：投票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選擇方式，從民主理論言之，一個國家政黨輪替表示多數選民選擇新的執政黨，以謀求個人福利最大化的過程與工具，然而，經常是選民投完票後，又開始對執政黨失望，可見先前的個人理性抉擇其實並沒有帶來社會福利函數[2]。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個人利益主體意識與政治開放必將不斷增強，導致社會中不斷出現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衝突，例如，舊房子拆遷與建立現代公共設施的矛盾，水資源開發與水土保持等等，如何遵循社會選擇規則以調和公共利益與私人權益之衝突，從而形成有效的社會決策選擇，增進社會整體福利，乃是社會選擇理論運用的主要目的。

美國經濟學者亞羅(Kenneth Arrow)等人建立的「不可能定理」 (Impossibility theorem)[3]，即要證明社會選擇不能建立在個人選擇順序的基礎上，社會中個人的福利效用總合不一定能得到社會福利函數[4]。簡單地說，所謂「亞羅的不可能定理」，在通常情況下，當社會所有成員的偏好為已知時，不可能通過簡單的加總方法從個人偏好次序得出社會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明確地表達理性的公共決策。福利經濟學者一直在探索社會所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什麼，應該考慮哪些因素，是某些人的利益或效用，還是所有人的利益或效用？當人們之間的利益或效用相衝突時，應該如何處理這些不同的利益或效用？尤其強調著社會整體的偏好排序不能通過合理的民主程式從個人的偏好排序中加總而導出。何況兩岸政策的推動是多議題的，這些議題連有議題連結性(issue linkage)，議題的連結性會改變選民的選擇，也會改變社會福利函數。從社會選擇理論來看，即使民調機構所提出的有高達80%的受訪者自認為是台灣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兩岸政策福利函數，何況這樣的資料呈現會使得執政者欣喜，或是會誤導執政者更名正言順地推動去「中國化」，進而邁向獨立建立台灣國的政策選擇，如此的結果，兩岸政策的風險將升高，終得不到台灣社會總體福利函數。

四  結論

台灣的各種民意調查資料顯示，「台灣人認同」不斷攀高，偏向統一的比例更是有逐年降低之趨勢，這種政治認同其實是台灣進入後現代社會的一種政治價值表述，然這樣政治認同表達是否就成為台灣獨立建國的政策依據?本文從社會選擇理論討論，人民的政治認同表述不宜成為兩岸政策理性的基礎，意即個人理性偏好選擇不一定會達到社會理性目標。兩岸統獨議題有著複雜性與連結性本質，政治認同偏好的表達其實是脫離了現實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的關聯性。

在現行經驗中，蘇格蘭與魁北克的獨立運動也曾經一度獲得蘇格蘭人民高度的認可，2014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與1995年的魁北克獨立公投經驗中，選民最後還是冷靜思考，最終還是回到集體理性的選擇，這兩個獨立運動公投結果，一般把它描述成為是一個理智勝過情感的選擇[5]。1995 年魁北克獨立公民投票前，魁北克許多大金融企業主唯恐獨立局勢帶來不利影響，紛紛拋售股票，尋求新市場，大量資金流出魁北克。就蘇格蘭而言，在情感上，蘇格蘭人民都傾向獨立，認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許多經濟學家宣稱，跟英國繼續「在一起」，最符合蘇格蘭的利益。這種經濟衝擊所形成的社會成本，其實也是社會選擇理論所指出的達不到社會福利函數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認為，從魁北克獨立與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經驗來看，台灣的國家認同表達是個人政治議題感情的表達，不宜作為國家發展或是兩岸競合的唯一依據。 

 

五、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江宜樺，1998，〈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9期，頁163-229。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頁83-121。

張亞中，1999，〈兩岸未來之認同與統合: 歐盟模式的思考〉，《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10 期，頁1-24。

張茂桂， 1996，〈台灣歷史上的的族群關係〉，《台灣史蹟研習會講義彙編》，台   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

陳牧民，2006，〈台灣國家認同研究的現況與展望〉，施正鋒 主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台北：翰盧圖書出版公司。

黃清賢，2014，〈從歐盟經驗看南台灣的兩岸認同走向〉，丁仁方 黃清賢 主編，，

廖坤榮，2014，〈南臺灣政治文化與政治認同關係研究〉，丁仁方 黃清賢 編者，《南臺灣與兩岸關係》，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1-19。

廖坤榮， 2001，〈後現代主義的政策分析〉，余致力, 郭昱瑩, 陳敦源 主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與實務》，台北：韋伯圖書出版公司，頁119-144。

 

英文部分：

Inglehart, Ronald, and Paul R. Abramson, 1999. “Measuring Postmateri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pp. 665-677.

Inglehart, Ronald, 199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87. “Value Chang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4, pp. 1289-1303.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aterialism: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low, Abraham,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

 

[1] 後現代社會的政治價值觀提現在差異政治(difference politics)，去一致性、去統一性、去權威性， 去愛國主義等。

[2] 十八世紀兩位法國數學家，Jean Charle Borda and Marquis de Condorcet，指出：以多數決做為決策規則時，儘管所有人都做了理性選擇，但是理性個人偏好的總和會是一種「循環多數」（cyclical majorities），並不能產生一個理性的集體選擇，這就是著名的「投票的矛盾」（paradox of voting）。

[3] 1951年肯尼斯 亞羅（Kenneth J. Arrow）在他的經濟學經典著作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採用數學方法，將每個個體表達的先後次序偏好綜合成整個群體的偏好次序進行了研究，結果，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此即一般稱為「亞羅不可能定理」。Arrow指出：個人目標(individual ends)與社會目標(social ends)無法找到一致性（或契合性）。社會選擇無法由個人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轉化、結合而成一致的結果，此為「亞羅不可能定理」核心概念。等同否定了這種「社會福利函數」存在的可能性，簡言之，社會選擇無法由個人理性偏好排序加總轉化並結合而成。

[4] 社會福利函數是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它試圖在討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什麼，應該考慮哪些因素，如何計算才能真正得到社會總福利等問題。社會福利函數(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把社會福利看作是個人福利的總和，所以社會福利是所有個人福利總和的函數。以效用值表示個人的福利，則社會福利就是個人福利的函數。然而，Arrow 的Impossibility Theorem指出：個人目標(individual ends)與社會目標(social ends)如要透過加總的過程(例如: 透過投票或公投等程序)是無法找到一致性（或契合性）。

 

[5] 1995年魁北克公民投票是第二次就魁北克應否脫離加拿大成為獨立國家而舉行的公民投票。此公投於1995年10月30日舉行，49.42%選民認同魁北克應脫離加拿大，50.58%選民反對，反對獨立方險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