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方遇到西方 華人教育呈現何種景觀—訪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周祝瑛20161027

中國教育報記者 楊桂青

（周祝瑛系台灣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博士，前政治大學教師會理事長、「教改論壇」執行秘書、「台灣競爭力論壇」教育組召集人）

華人重視教育的特質，使得中國教育不斷配合社會變遷，一方面延續傳統，使人倫關係深植人格中；另一方面涵化其他文化的精髓，促進中華文化不斷精進與進步。現在大家慢慢體會到，其實並不是外國的月亮圓，只是因為受不同環境的影響而已。教育更是如此。

「虎媽」「狼爸」「貓爸」……華人教育有多少種可能性？在世界各地，華人教育遇到了哪些問題，發生了哪些改變？散在各地、多姿多彩的華人教育，對我們當前的教育改革有什麼啟示？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周祝瑛近期所開展的全球華人教育模式研究，給我們帶來不少啟發。

探究華人教育的多種可能性

記者：針對中國學生學業壓力重、應試壓力大等現象，不少學者建議，在進行教育改革時，要增加個別化教育、減少考試壓力等。您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否有效？

周祝瑛：我看到，一面是學生升學考試的壓力，一面是政府希望減少學生升學考試的壓力，這兩方面在「拔河」。

減少學生的升學考試壓力也是台灣教育改革20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做的事。因為幾乎所有的學生問題，比如對學習感到睏倦，學習負擔過重等，都與此有關。大家認為，只要把升學考試變簡單，甚至是增加學校數量以後，學生就可以減負。只要減負，只要有快樂學習，只要引進一些更靈活的教學，教育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按照這樣的想法，台灣進行了教育改革，比如，高考由過去的筆試變成了多元入學，擴充了大學數量。比方說，儘管今年的大學入學考試總共有兩次，兩次平均錄取率超過83%，可是，考試壓力與教育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記者：這與您研究全球華人教育模式有關係嗎？

周祝瑛：我們恰恰是因此而開始研究並出版了《全球時代中的華人教育模式》（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的，我有這樣幾方面的考慮：

第二，當華人到了其他地方成為「少數民族」，必須調整教育方式以符合當地社會需求、與當地社會融合的時候，華人教育模式會做什麼樣的改變？

第三，我1993年10月份第一次來北京，到現在23年了。我看到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當然也有一些方面沒有多大改變。在變與不變當中，教育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家長、學校、教學、課程甚至教育目標等做了哪些調整？

第四，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華人教育是否還秉持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概念？還是發展出了不同的價值體系，甚至融合當地優點創造出新的樣態？

記者：這項研究大概涉及哪些內容？

周祝瑛：當時我向全世界的有關學者發邀請函，後來真正來參與的有27位學者，涉及9個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教育，包括紐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等。我們從18世紀談到當代，探討高教發展、網絡學習、華人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成績、雙語教學、數學和大學排行等問題。

華人教育是很有韌性的

記者：當東方遇見西方，華人教育發生了什麼狀況，有哪些特徵？

周祝瑛：華人教育是很有韌性的，總是能夠想盡辦法去適應不同的環境。

華人教育的第一個特色是，家長引導孩子從比較務實的角度去學習、發展，包括前途、就業、人生等的方方面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華人父母與孩子之間比較容易起衝突。

華人家長傾向於認為通過好的教育，可以取得「better skills，better jobs， better lives」，就是說，更好的技能就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就有更好的生活。這個概念不一定是對的。好的工作真的會有好的生活嗎？不盡然啊。如果大家都從事高科技工作，那請問家裡的馬桶壞了誰來修，垃圾誰來清理？

第二個特色是，華人教育一直處於不斷調整的過程中，隨著時代、地域的變化而調整自己。比如，中國大陸的教育自18世紀以來，受過德國、法國、日本、美國、蘇聯等國教育的影響，海外華人教育則一直要適應當地的教育理念、課程。

第三個特色是，華人教育經過不同的社會情境脈絡，延伸出不同的社會需求，具有豐富多樣的樣態。比如，多倫多的華人教育可能跟紐西蘭的華人教育不一樣，就像中國上海的學校不同於寧夏的學校一樣。再比如，馬來西亞的獨立中學是有特色的制度，在「排華」的情況之下，馬來西亞的華人更團結。菲律賓對華人表面上採取比較「無為而治」的態度，反而使華人失去了「戒心」，與當地文化融合，弱化了中文教育。華人的一個特點就是，在遇到艱苦環境的時候，容易心生警惕，團結起來。如果在一個比較鬆散的環境之下，反而沒有那種警覺性，沒有去強調中文教育。

紐西蘭華人對傳統文化的保存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因為懂中文將來就業前景較好，所以家長會迫使孩子去學習。

華人教育促進中華文化不斷精進

記者：華人教育有哪些優點？

周祝瑛：華人特別重視教育，尤其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或地區，特別重視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說，不管在哪個社會裡，教育始終是每個人「出頭」、超越的憑藉，是成功的象徵。在海外的華人地區，尤其是當一個人剛移民到海外的時候，只有靠教育來突破圍城，與主流文化對話，顯示自己在新環境裡也能夠出人頭地。進入當地的大學，就意味著更廣的人脈、更多的校友關係和更多的發展機會。

華人重視教育的特質，使得中國教育不斷配合社會變遷，一方面延續傳統，使人倫關係深植人格中；另一方面涵化其他文化的精髓，促進中華文化不斷精進與進步。

記者：外國人對華人重視教育的特點有何評價？

周祝瑛：我想舉這樣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斯蒂文森（Harold W. Stevenson）和加州大學的斯丁格勒（James W. Stigler）20世紀八九十年代研究了美國、日本等地的教育，寫成《學習的鴻溝》一書。他們說，華人地區的家庭，一般會有一個小小的書房，即使沒有書房，也會想辦法擠出一張書桌，再放一個書架。孩子們放學後寫功課、念書，是理所當然要做的事情。而這種在家裡從小培養出來的讀書氛圍，在很多文化與社會中是沒有的。

這與儒家傳統認為讀書越「高」，就可以成為士大夫階級，就可以精忠報國、建功立業等思維有關。不管是否知識分子，華人普遍有這樣的情結，好像這是與生俱來的、融在血液里的一個信念。

在這一點上，全世界可以與我們相匹配的大概只有猶太人。猶太人為了子女的教育，可以犧牲假期，節衣縮食。我們則是「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再餓也不能餓孩子」。

記者：在與其他文化的激盪中，華人教育模式有沒有體現出一些缺點來？

周祝瑛：華人教育的缺點是過猶不及。因為孩子的生活幾乎全部圍繞著學習轉，而且學習就是學那些考試科目。這樣一來，他的生活經驗、各種技能就會相對不足，對外面世界的關心與其他文化中的學生相比，就明顯有差距。

在西方比較先進的國家，孩子的成長過程是比較均衡的。他們認為，學習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學生下午三點放學之後，去打工、游泳運動，做別的事情。而在海外華人地區，下午三點以後還要讓孩子上很多補習課，幾乎將孩子所有的時間都塞滿，父母才能確保孩子不會輸在起跑點。

也正因如此，我們的學校教育強調競爭。因為高度的競爭，就會導致一些孩子學習與生活上的疏離，差生會自慚形穢、缺乏自信心，一些孩子的多元智慧被遮蔽。太過片面化地追求升學價值觀，會影響孩子身心的均衡發展。拿最近的例子來說，華人中近視眼特別多，「低頭控」、手機族現象特別嚴重，可能與上述現象有關。

記者：華人中為什麼會出現比較嚴重的「低頭控」、手機族現象？

周祝瑛：可能是因為，一是我們的網絡特別發達，二來上網可以說是一種逃避，三是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很少教孩子怎麼生活，包括怎麼休閒，比如要有良好的運動習慣、嗜好與藝術賞析能力等。我們甚至教出了很多缺乏自信、不了解自己、不懂得玩的小孩與成年人。

記者：這會帶來什麼遺憾？

周祝瑛：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少能出現很好的工匠，甚至一流的音樂家、一流的發明家。

與此相關聯的一個現象是，華人圈對職業教育的認同程度和重視程度比較弱。拿高中生來說，最近的一項國際研究指出，芬蘭高中生的技能是世界上最強的。我在日本教書的時候，發現芬蘭大學生和日本大學生很不一樣。我每出一個作業題目，日本學生就是「唉……」很不情願，而芬蘭學生就說「好啊，好啊！」很有興趣，覺得很有挑戰性。芬蘭學生通常下午兩、三點就放學，日本學生則和我們的學生一樣，讀書到很晚。

很早我們就把小孩子在知識上餵得太飽了，沒有留給他自我探索的空間。

記者：在海外華人教育裡面，文化認同會不會受到一些挑戰？

周祝瑛：一個人移民到國外，有很多原因，比如希望尋求不一樣的生活，希望孩子避開升學考試的壓力，等等。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自己的兒女能夠保存他曾經擁有過的文化傳統，比如尊師重道、懂中文並掌握雙語甚至三語，能夠更好地發展等。所以，海外華人家長心裡充滿了矛盾。

成功的教育改革不是一套一套搬來的

記者：您對中國教育「走出去」有什麼建議？

周祝瑛：我覺得「南橘北枳」，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生搬硬套的，尤其是學校教育。教育必須跟當地的社會文化、社會期待、社會情境、社會需求和自然環境等結合在一起。

斯蒂文森和斯丁格勒看到我們的教師訓練得這麼好，學生這樣有禮貌，整個社會這麼重視教育，父母的期待、孩子的努力、不要放鬆等價值觀，讓他們覺得亞洲教育很值得借鑑。可是很多美國家長並不感到羨慕。對於孩子的成長來說，教育不是一切，更重要的是生活，所以杜威才會說「教育即生活」。教育要讓孩子學會怎麼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怎麼快樂、怎麼悲傷、怎麼與人相處，遇到問題時知道怎麼解決。

記者：最好的華人教育模式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周祝瑛：我覺得沒有最好的，應該說最適合當地需求的，也是最自在的。所以我們也不要去硬搬、移植什麼制度過來。

因此，教育一定要跟當地的土壤結合在一起。搬過來也是可以的，但要考慮本地實情，不斷去調整、修正、優化，這樣才能長久。比較成功的改革，應該不是一套一套搬過來，這樣沒辦法長久。我寫過《誰捉弄了台灣教改？》等一系列書，就是探討過去20多年台灣的教改，如何走過很多模仿國外製度的冤枉路，以資鏡鑒。

現在大家慢慢體會到，其實並不是外國的月亮圓，只是因為受不同環境的影響而已。教育更是如此。

從全球華人教育模式的研究中可以歸納出，所有華人的教育系統，確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性，但也從中發現許多共同的優點與缺陷，建議未來可以通過更多華人教育模式的個案與比較，提供更深入具體的研究結果，對世界其他地區做出更多的教育貢獻。